上学·开店·升职
刘淑娟的遗憾是,自己生来不是个城里人,“我要是城里人的话,从小就一定要去学唱歌跳舞,做个舞蹈家、歌唱家。”
但对史丽芳而言,上学成了她的一种痛。在工厂待得越久,这种痛感越深。
史丽芳很想上大学,她的成绩在班上前十名,但高考失利,她一下子就没了方向。她想上大专,但父母不愿意,她还有三个哥哥,读书,太花钱。
每个月25日,是史丽芳最幸福的日子。
这一天发工资,史丽芳会去超市买很多好吃的,然后回到宿舍,边吃零食边看书,这是她最惬意的时候。
史丽芳上学时就爱看书,现在还保留着这个习惯,《读者》、 《青年文摘》、《意林》……她都爱看。
“不上大学,就注定过不了我想要的生活”。史丽芳觉得自己不是干绕线圈这种活儿的人,但到目前为止,这是她这个高考落榜生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刚开始工作嘛,工资还可以,平时在公司可以上网,过节过生日公司还会为员工准备礼物,端午节还给发粽子。”
不过,刚来厂里时,她心里很不平衡,觉得自己毕竟是念了高中的,“但现在想通了,放低姿态,才能挣钱啊”。
史丽芳有个老乡,小学没上完,在工厂打工已经三年了。“没文化,注定一辈子只能干体力活”,老乡和她商量,近期去咨询一下自考的事。
“没有上大学,是我这一生的遗憾。”史丽芳很想弥补这个遗憾。
而对于她的同乡刘淑娟来说,这辈子的遗憾是,自己生来不是个城里人。
“我要是城里人的话,从小就一定要去学唱歌跳舞,做个舞蹈家、歌唱家。”刘淑娟初中毕业后来到威海打工,喜欢跳舞、唱歌,人长得漂亮,身材好,也爱打扮,黑色透明外套配短裤黑丝袜,白色高跟鞋,染着时下流行的板栗色头发,新款手机……
挣的钱就这样花出去了,似乎在帮她抹去身上的某种印记。
而事实上,穿上工装,她和史丽芳一样,每天缠着一个又一个的线圈。
梦想,离她很远了。而现在,更为现实的是,她要找个好对象,结婚,买房,成为城里人。这样,至少在将来,她的女儿会是城里人,会帮她实现这个梦想。
24岁的王鹏来自乳山,父母在镇上工厂工作,家里还有2亩地。
王鹏在高区的一家韩资电器公司工作已一年。由于工作出色,他从普工被提拔为拉长。在他的车间,70%的工人只干三个月就辞职。他手下有50多名工人,80%来自外地。
王鹏现在底薪1800元,加班每小时6元。这样一个月能多挣700元。2500元的收入在这家工厂算是高工资,但这个工资,还不足以吸引厂里的女孩子。王鹏每月只能攒下1000元,每年春节,他把这些钱交给父母。
谈过两个对象,都无果而终。王鹏说,自己配不上厂里那些女孩子。
王鹏的工作是加工变压器的半成品。他经常留心观察部长调机器,借机学学有关变压器的技术。厂里很多仪器都是英文标志,王鹏看不懂,就照葫芦画瓢,部长怎么做,他暗暗记在心里。一有时间,他就自学高中物理,“但学起来吃力,周围能指导我的人也不多”。王鹏想报个班学技术,可是加班太多,没有时间。
这已经和他七年前的想法大大不一样了。
那时他17岁,初中毕业,书念腻了,就出来打工,在饭店干过,在影视城打过工,19岁当兵。
王鹏计划在工厂再待2年,学点技术,以后要么创业,要么升职,“没有知识不行”。
但朴玉花显然还不适应工厂的生活,她住的宿舍约30m2,住了10个人。她还不习惯集体生活,觉得室友“欺生”,让记者和她到外面谈。
晚上9点多了,车间里还传出咔、咔、咔的声音。“你听,这就是机器撞击电线上端子的声音。”朴玉花说。
球场上,几个本地小伙子在打篮球,吆喝声此起彼伏,朴玉花看他们的眼神有些冷漠。她说,她不喜欢和这里的人打交道,说话也听不懂。在这里没什么朋友,孤单得很。
离工厂2里地外,有个旱冰场,这是附近唯一一个娱乐场所,但朴玉花从不去那里,也不爱逛街,除了在食堂吃饭,她几乎没有额外的消费。
她每月能攒下1000块钱,她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20岁时开店。 “10万,够吧?得4年”,至于开什么店,她还不清楚,但总之,“要开店,开大店。”
但14日,记者再次联系朴玉花时,她却说,自己准备辞工,“工作太累,不适应,想家了。”
这样的辞工,在这个2000多人的大厂里几乎每天都上演。当然,辞工的理由各种各样。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不习惯,就走人。他们,比父辈要潇洒得多。
扎根
“我知道姐姐活得很累,但她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想要的,至少不用再回农村。”张蓉和姐姐从小就没怎么干过农活,现在,村里已经没有年轻人了,都出来打工,在城里生活。
张蓉,23岁,老家在文登市高村镇的农村,青岛某职院大专生,在一家韩资服装厂当了两年缝纫工,每天工作就是缝裤脚。
“我绝不会再回老家,我要在城里买房、结婚。”29岁的姐姐张芙是张蓉的榜样。
张芙初中毕业后就到威海打工,和一个荣成的小伙子谈起了对象,对方也是打工的。后来,双方父母凑了10万元,给小两口垫付了首付款,在张村镇买了一套80m2的房子。“房子贷款23万,他们要还20年”。
如今,张蓉的小外甥已经两岁了。姐夫打两份工,全家月收入4000元左右,除了还房贷、养活孩子,剩不下什么钱了,到现在,家里的电器还没置办全。
“我知道姐姐活得很累,但她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想要的,至少不用再回农村。”张蓉和姐姐从小就没怎么干过农活,现在,村里已经没有年轻人了,他们都出来打工,在城里生活。
张蓉目前的月收入1500元,工资都花在了上网、穿戴上。她叹了口气,“网恋两次了,都因为现实条件,吹了。”
“现实?现实就是房子。那两个男的也是打工的,收入比我多不了多少。”
目前,威海郊区房价已超过4000元/m2 ,“在城里扎根”的理想,对于张蓉而言,只有找个有钱的对象结婚,才是实现理想的唯一捷径。
“在城里找个对象,扎下根儿,这是我们厂80%的女孩子的目标。”文登一家韩资电子企业工人孙少平说。
孙少平是这个厂里难得的几个男爷们儿之一,一米八的个子,白白净净的脸,像个不曾吃过苦的大学生,但他却拥有一双略显粗糙的手,上面磨满了茧子。
孙少平是威海本地人,26岁,今年和一位比他大5岁的文登姑娘结了婚,对方也是打工的。
“当时父母反对,觉得以我的条件可以找个更好的,但感情是不能勉强的。”对于对象,孙少平觉得贤惠体贴就行。他也曾想找个城里姑娘,在城里定居,但“城里姑娘也看不上咱啊,还是现实点好”。
孙少平念了大专后回到威海,却发现在学校学的东西完全用不上,但他“坚决不回村里种地了”,在城里彷徨了半年,终于放下架子去一家工具厂打工,后来“累得要崩溃了”,才来到现在这家生产汽车连接线的小电子厂。
“待遇还不错,一个月不加班就是1600元左右,加班的话两千多吧,公司说了,8月份要给我们交保险了。”对于现在的生活,孙少平挺满足。
出租屋
6m2左右的小屋,一张床、一张桌子。这样的小屋每月租金100元—200元。她们无非是想有个独立空间,但这里,仅仅是一个落脚点。
外资企业对记者的采访一律拒绝。远远地,只能看到企业里高楼耸立,绿树成荫。只是,这些都被铁栏隔离在里面,有的企业,还装了三米高的铁丝网。
下午下班时,工人们从大门源源不断拥出。本地工人大多是企业周边村庄的,他们只需步行或骑自行车回家即可。而工厂大多数女工都是外来妹,许多人嫌公司宿舍挤,就在附近村庄租房住。
她们无非是想有个独立的空间,但这种空间,显然不是她们想要的。
张蓉的姐姐张芙,打工至今已11年,公司宿舍住过半年,在外租房7年,换过五六家房东,一直到她和老公在2007年春天买了房子,“装修好没几天就住了进去,感觉有个家真好。”
温泉镇栾家店村的老赵已记不清家里住过多少人,“十多年了,家里9间小屋总是满的。最短的住了半天,最长的住了两年多吧,有的欠着房租行李都没拿就走了,也有的孩子很会疼人,买个西瓜都分我一半。人太多了,我记不得她们的名字了。”
在环翠区温泉镇、张村镇的许多村庄,乃至荣成、文登、乳山等地工业园区的周边农村,农户们都将空房出租给附近企业的工人。他们将大房子隔成每间6m2左右的小屋,里面一张床、一张桌子。这样的小屋每月租金100—200元,一家最多可以住十几名打工者。
成千上万打工者富了这里的村民,但他们也抱怨,现在,这里的治安不好了,他们把那些操着鲁西口音乃至河南、河北,甚至云贵口音的,都叫“西部来子”。
下午6点,这些村庄的街头就开始热闹了,下了班的姑娘们在街上闲逛着,棕色染发,牛仔短裙、高跟鞋……这样的穿着,在淳朴的乡村显得很惹眼。
去网吧消磨时间,去饭店和老乡聚会,去台球室打两把,成双成对的,去轧马路……这里的村民还没有能力把商场、KTV、电影院也照搬过来。这些打工青年的业余生活,也只能仅此而已。
很晚,他们才会回到那个狭窄的小屋休息。这里,仅仅是一个落脚点。
(文中部分人物应当事人要求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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