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实现同城化待遇

　　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实现同城化待遇

　　近日，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发布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但是，他们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这种要求与制度性供给缺乏构成了这个社会一对主要的矛盾。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中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2.3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

　　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的成长经历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这主要是以电视为主的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与城市同龄人一样更迅捷地接受相同的现代文明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的新思维。而且，他们大部分不具有务农经验，而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城市打工，甚至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是随进城务工的父母出生在城市。现在一种主流的声音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父辈生活优越，但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因此，他们在择业的时候，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新生代父辈是从极端贫穷的时代走过来，他们进城务工仅仅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并返回故土传承中国传统农民传统的生活目标，即实现“挣钱、盖房、娶妻、生子”的人生循环。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而不只是生存，不仅注重工资待遇，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他们开始注重公民权利。他们要求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是因为他们并不接受自己因来自农村而低人一等、被迫接受各种各样的不公平对待。他们就像现代文明中的“工人”一样强调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这是他们身份的觉醒。这种觉醒体现在较高的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

　　主流社会没有权利批评和担忧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正常追求，而是应该反思的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应该如何给新生代农民工一个正常的就业和生活环境。这里的一些“不正常”来自于二元化政策的歧视性与部分企业不遵守劳动法律，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所要求的是现代文明社会基本应有的供给，包括对工作环境的人性化要求，对劳资公平的捍卫。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二元化的户籍制度为何还没有取消，为何众多企业无法为工人提供人性化的工作环境，而不是反过来批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吃苦精神。现在，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不会再接受自己像父辈一样只是劳动工具。

　　因此，中国必须做好接纳新生代农民工入城的准备。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这些从小被城市文明感染并向往城市文明的年轻人，已经很难回归到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故乡。尽管中国多年以来城市发展很快，但中国的城市化本质上是以城市化建设替代城市化率，也就是说，很多城市的蔓延并不是以吸收更多农民入城为目的，而是为了GDP而扩张。

　　目前，工资收入偏低与城市房价过高是新生代农民无法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逐步提高工人收入水平，并提供更多包括面向外来务工人员的公租房，抑制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真正吸引农民入城或满足新生代农民留居的因素是，尽快解决农村户籍问题带来的诸多城市公共服务的缺失，比如附加在户口上面的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城市公共预算必须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服务范围，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此外，在就业方面，地方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所有劳动者的个人权利不被侵害。

　　新生代的正常诉求如何满足，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若要及时化解这种潜在的矛盾，只有推进体制改革，尤其是公共制度的改革，消除户籍歧视，推进以人为本式的发展，实现具有现代文明色彩的劳动环境。新生代农民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是推动中国迈进现代文明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