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与足球政治

　　世界杯与足球政治

　　文_沈旭晖

　　南非世界杯期间，球迷焦点自然是传统劲旅在球场上的表现，其实足球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关系千丝万缕，不少球星都有我们难以想象的政治潜能。不妨以喀麦隆、巴拉圭和利比里亚这三国的球星作为案例。

　　喀麦隆名宿米拿当上

　　“国家调解员”

　　在这届世界杯，占有主场之利的非洲球队有一队最被看好，就是非洲传统劲旅“非洲雄狮”喀麦隆。相信球迷依然对最著名的喀麦隆名宿米拿记忆犹新，他成名于1990年世界杯，以38岁高龄为喀麦隆在揭幕战上击败上届冠军阿根廷、奇迹般杀入八强立下汗马功劳，过程中他是射入4球的后备杀手。4年后美国世界杯，米拿以42岁的耆英年龄又入一球，成为非洲足球殿堂级人物。

　　但一般球迷不知道的是，米拿已晋身政治国宝。事实上，非洲球星退休后涉足政坛已成风气。他们既有国际知名度，又符合平民英雄形象，其丰厚身家让人相信无须贪污，往往比传统政客得民望。米拿虽然屡次被国民提名议员、得到足以当选的票数，却拒绝就任。无论是为球队拖欠奖金解释还是宣传国策，喀麦隆政府都想到米拿，令他成了总统正式委任的“巡回大使”。有见及此，联合国亦委任米拿为反艾滋病大使。逐渐地，他成为全非洲的骄傲，获评为“非洲50年最伟大球员”。他也懂得说“踢球不单是为球队、为国家，而是为全非”一类泛非主义语言。

　　米拿虽然不时高调抨击“足总”和劳役非洲球员的“足球黑奴现象”，但也懂得和建制维持和谐。数年前，喀麦隆总统比耶竞选连任，西方把他描绘成独裁者，反对派大举批评他侵犯人权，米拿却联同百多名各界领袖联署支持总统连任。又如国际足协会长竞选时，米拿出人意表地支持欧洲人白礼达而放弃同胞候选人，粉碎了无数非洲人心。两件事据说都是友情，比耶尤其是米拿迷，曾亲自干预国家队行政，目的就是把原已退休的米拿重召。

　　米拿“政绩”之一，是调解喀麦隆最敏感的英语区独立问题，这是喀麦隆由英、法两国殖民地合并的历史问题。数年前，他代表总统访问搞独立的西北省，成了首位访问英语区的法语总统特使，得到盛大欢迎。访问中，他曾两次失约来测试英语区对国家的态度，英语区领导人卖他面子毫无不满，强调同一屋檐下，令法语区放下心头大石。米拿式政治有专门名词形容，名叫“调解主义”，原创自喀麦隆邻国加蓬前总统邦哥，简单来说就是非洲有其洲情，不能照搬西方三权分立那套，应通过独立的“调解员”解决各种问题。说不定靠这一洲情，米拿还能再上层楼。

　　利比里亚世界足球先生韦亚几乎当选总统

　　喀麦隆米拿的案例，令人想起同属西非的小国利比里亚。这国家虽然从未打入世界杯决赛周，却极难得地出产了一名来自非洲的三料“世界足球先生”韦亚（George Weah），他在数年前利比里亚内战结束后的总统大选中，一度以大热门姿态进入最后二强阶段，虽然最终落选，但已成了非洲球星从政的一大鼓舞。

　　为什么韦亚在毫无政治经验的前提下，一度被捧成总统候选人？利比里亚这个非洲小国今日无足轻重，但它却是非洲首个共和国，在人类历史上曾占有特殊地位。它并非在20世纪从英法获得独立，而是早在1847年建国，立国阶级来自美国殖民计划。计划由“美国殖民公司”设计，将获得自由的美国黑奴送回西非建立国家，是为美国第一个卫星国。建立利比里亚的黑人自称“利比里亚—美利加人”，希望将新国家变成非洲美国，以美式英语为母语，仿效美国宪法实行民选总统制，信奉基督教，一直获华盛顿资助。他们最早的野心甚至包括统治整个西非，直到英法殖民主义者出现才退回边界。但这群精英与本土黑人格格不入，人口只占全国5%，成为实际上的殖民者，建立的制度只能直接运作于首都蒙罗维亚，乡郊国民唯有不断学习精英文化，才可得到社会地位的提升。由1847至1980年，所有利比里亚总统都来自“利比里亚—美利加人”，终于酿成土著多伊上校政变，推翻非洲第一共和国。

　　多伊上校的政变原来广受基层欢迎，而且他一面倒亲美，政权起始并不失礼。但多伊政权的失败，在于他一下子废除行之有效百多年的精英政治结构，而找不到解决社会隔阂问题的替补方案。当然，旧式精英政治常沦为“裙带资本主义”，造成贪污和贫富悬殊，但新政府更糟，因它一方面甚至不能将贪污建立成制度，另一方面又找不到民主和“多数人的暴政”之间的平衡，令利比里亚人不知怎样才算是社会阶梯，是为典型的转型期阵痛。继而当权的独裁总统泰勒又是残杀成性，他们的案例，可被解读为非洲“反精英主义”的破产。

　　生长于贫民区的韦亚深受贫民欢迎，不单是因为什么人民力量、明星效应，而是他代表一条“后精英”道路。这条路代表了当地人对西方设计的世界阶级观念的抗拒，但又承认出人头地必须融入西方设计的全球体系。韦亚的球技，象征了两者的结合。韦亚无疑有使命感，可以是一位称职的精神领袖，但他的个人成就，不可能建构一个更符合利比里亚国情的新阶级。正如菲律宾演员埃斯特拉达靠罗宾汉形象当选总统，当时民众期望这是菲佣和旧精英以外的第三道路，但他因为贪污，令仅有的浪漫化为乌有。贪污并非关键：除非韦亚能效法偶像南非总统曼德拉甘于当一个虚君，否则就算清廉似水，身旁也难免出现裙带分子，自我建构一个其实不存在的“后精英”阶层。结果，利比里亚选民选择了哈佛毕业的传统精英当总统，但韦亚的“后精英”潜能，已被非洲学者广泛注视。

　　巴拉圭名宿芝拉华特依然是贫民英雄

　　韦亚的案例，又让人想起来自南美巴拉圭的芝拉华特。巴拉圭连续多届打进世界杯，已是南美足球中坚力量，但在球场内外最具影响力的球星，依然是前队长、出击守门员芝拉华特（Jose Luis Chilavert）。他不但曾是世上最佳门将之一，还是罚球专家，在国际赛上入了56球，有娱乐性得来，又没有哥伦比亚门将希基达“半场助攻”或“蝎子救球”的癫狂，其形象被电脑游戏采用后，一直是价廉物美的“必买品”。芝拉华特退役晋身“名宿”行列后，对从政跃跃欲试，多次表示要竞选总统。

　　芝拉华特出生在阿根廷，却以巴拉圭为家，在这足球小国成为英雄，原来并不奇怪。他特别受低下阶层拥护，则和他的“敢言”有关。在他眼中，巴拉圭“足总”是贪污官僚，只懂得拿球员的拼搏去邀功；邻国经常打假球；记者都是窝囊废；议员都是寄生虫。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芝拉华特一度落选，后来他集合队友揭发某入选成员与总统属同一政党，全靠裙带关系入局，结果不但获重召，还令政府大为尴尬。巴拉圭球员在上届德国世界杯上待遇坎坷，因经费不足不能入住酒店，只能住在体育学校，甚至为了省钱不能上网和观看有线电视。在芝拉华特眼中，这自然又是一笔贪官污吏的账。

　　巴拉圭的民主比拉美邻国更脆弱，境况和好些非洲国家差不多，因为它不过在1992年才正式实施，各党派都有“文攻武卫”的能力。1999年，巴拉圭副总统阿加尼亚（Luis Maria Argana）遭暗杀，幕后黑手盛传是军事强人奥维多（Lino Oviedo），因为他安排的傀儡总统被弹劾，阿加尼亚则是头号政敌。芝拉华特一直批评强人，对有军方背景的足协从不买账，因而也受到死亡威胁，出国效力也有避祸的含义。

　　近年拉美左翼思潮复兴，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为首的社会民主阵营席卷各国，一面高呼反美、一面建立福利社会，连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也是同路人。唯独巴拉圭未出现同类重量级政客，难道这是为芝拉华特铺路？退役前，芝拉华特已经在巴拉圭的穷乡僻壤自费办学，认为人民不能靠腐败政府，只能自力更生。1999年，巴拉圭主办美洲国家杯，芝拉华特拒绝参赛，批评这是“好大喜功”，认为政府应将兴建球场的钱用到医院和学校。这些口号，足以让他成为民粹英雄。

　　拉美民粹领袖都以反美为号召，芝拉华特也讨厌西方（他曾被法国判入狱），但他的“反帝”对象更为可望可即，那就是邻国巴西。历史上，巴拉圭曾是军事强国，虽然国土细小，但士兵英勇，有“南美普鲁士”之称。直到1865~1870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联手和巴拉圭作战，巴拉圭战败，丧失过半国土，成年人口十死其七，那是可以和战国时代秦赵长平之战比拟的惨剧。2001年，两巴在世界杯外围赛对决，芝拉华特高调要求巴西“归还领土”，又以巴西后卫卡路士“侮辱巴拉圭”为由向他吐口水，虽然流于口号宣泄，但无疑大快该国愤青人心。

　　当然，芝拉华特和不少演技精湛的南美球星一样，都有多重形象。他曾伪造合约、向政党要求“站台费”，说退休读政治学又不见坐言起行，都令他失分不少。但在这类足球小国，民主化依然大量依靠个人魅力，第三世界球星得到了参政的捷径，只要懂得配合国情，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本届世界杯过后，必然会出现一众有政治潜能的新星，特别是假如有一鸣惊人的非洲球员，他们占有地理之利，极可能成为泛非英雄。因此，我们观赏球赛时，不要忘记政治，说不定球员当中隐藏着不少未来国家领导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