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审批”可治“公款出国旅游病”

　　冯海宁

　　国家级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国家预防腐败局近日在其官方网站推出《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工作调查问卷》，向全体网友调查我国因公出国(境)的现状。清华大学廉政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就反腐问题征询网友意见，这还是首次(6月23日新华网)。

　　纪检监察机关就反腐问题问计网络民意，的确是首创。此举顺应民意，吸纳民智，无疑是反腐民意化的重要体现。我以为，反腐只有与民意紧密结合，才能切实推动反腐工作更上一层楼。

　　为遏制公款出国旅游，从中央到地方再到行业主管部门，都发了不少文件通知，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据报道，2009年全国党政机关干部遏制公款出国费用节约16亿多元，且因公出国(境)团组33507个、123553人次，团组数、人次数和经费数与近3年平均数相比分别下降了49%、45.5%和37.6%。即便如此，有人推算出2009年出国费用仍然高达27.07亿元，公款出国旅游的丑闻依然不断曝光。

　　此次调查问卷设计了6道选择题，我估计网友意见将会不约而同。比如，你认为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工作是否会影响对外开放？答曰“不影响对外开放”；你所知道的因公出国(境)考察团组是否取得实效？答曰“没有取得实效”。之所以会出现不约而同的答案，原因在于公众看到了很多事实。

　　最后一道是问答题，请网友叙述对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有哪些建议？我估计不少人的建议大概是围绕管“钱”和管“权”。所谓管“钱”，就是严控预算，让官员出国旅游缺少经费；管“权”，就是监督制约权力，既不让权力乱花公款，也不让企业为官员出国旅游“埋单”。

　　我以为，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的关键是治“权”。目前，对于公款出国旅游，主要依赖于内部监督———层层审批，这必然有一定局限性。何况，某些监督者自己都进行公款出国旅游，又如何来监督他人呢？而要想真正遏制公款出国旅游，必须将媒体、公众确定为监督主体，以弥补内部监督的漏洞与不足。

　　众所周知，国家领导人一般在出访之前都要通过媒体向公众“报告”：几月几日至几月几日到某某国家进行国事访问。既然国家领导人因公出国之前都要“报告”，其他官员有什么理由不向公众“报告”呢？官员既然是因公出国，为的是公事，又有多少秘密可言呢？

　　我建议，除了涉及国家机密的因公出国信息不公开外，不管是行业主管部门还是地方政府，只要是因公出国———无论是出国考察，还是出国培训，或者其他名义的出国，都应该在出国之前通过媒体公开公款出国的必要性、目的、时间、地点、费用、人数等详细信息，以便公众监督。如果公众有质疑，理应及时释疑。

　　目前，公款出国旅游一般都是经过层层审批的。既然很多公款出国旅游团轻易通过了审批，可见内部审批在某些时候就是走走过场。今后，不妨把公款出国的审批权分出一部分给公众。一方面纳税人有权监督公权力；另一方面，公众监督可弥补现有监督方式的不足。

　　在我看来，应给公款出国的事项规定一个标准，即出国人数和经费在规定标准之内，理应在出国之前进行一个月的公示，让公款出国公开透明；如果出国人数和经费超过了规定标准，就应该问问民意：这趟因公出国有无必要，出国人数和经费能否压缩，以寻求民意支持。如果多数人不答应，就不能公款出国。

　　据悉，2008年有关部门就建立了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贯彻落实“两办规定”制止党政干部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工作。显然，公众监督与现有的监督及治理手段并不冲突，公众监督其实是治“公款出国旅游病”的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