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探访艾滋病戒毒人员生活 心灵复苏并非易事

　　本报记者陈东升本报通讯员梅晓飞

　　浙江省杭州市城北。浙江强制隔离戒毒所的院子里，一群中青年男子在阳光下出操。

　　烈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集合哨响，他们迅速靠拢，阴影也越来越短，越来越小。

　　对于他们而言，是人生的另一段相似经历，让他们聚合在这里——吸过毒，患了艾滋病。

　　2003年12月8日，这家强制隔离戒毒所正式收治了浙江第一名吸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今，已收容收治艾滋病戒毒人员200多人次。

　　也是从这时开始，这家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劳教民警开始壮胆子、扛担子，从惧怕到亲和，从单一严管到人性化管理。现在这里集中收治着60多名身患艾滋病的“瘾君子”。

　　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法制日报》记者进入浙江省强制隔离戒毒所，与正在这里接受身心治疗的艾滋病戒毒人员零距离交谈，了解到他们心灵复苏的历程。

　　突如其来的“噩梦”

　　阿勇是江西人，曾是宁海县一家小有名气的理发店老板，生活可谓一帆风顺。“以前我是父母的骄傲，亲戚朋友说起我来都竖起大拇指。”说起曾经的辉煌，阿勇仍然十分自豪。

　　两年前的一次意气用事，让阿勇走进了劳教所。然而，更令阿勇不敢相信的是，劳教所并不是他的最终归宿。不久后，因为吸毒而染上艾滋病的他走进了浙江省强制隔离戒毒所。

　　“当得知染上艾滋病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一切都太突然了，仿佛做了一场噩梦。”阿勇告诉记者，那天，他和往常一样出工，忽然，劳教所的警官把他带到了办公室，说准备带他去杭州。

　　“我一开始还挺高兴，以为杭州比这里减刑快，这是警官在照顾我呢。后来到了杭州，才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当时我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头都快炸了。可是这一切都太晚了。”讲到这里，阿勇的情绪陡然激动起来。

　　“染上这病肯定是被小雪传染的。”谈及染上艾滋病的原因，阿勇说起了自己曾经的情人小雪，正是受小雪的影响，自己开始迷上了“追龙”(把白粉放在锡纸上吸)，“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小雪原来是个卖淫女。”

　　“我现在很后悔，曾经叫妻子把肚里的孩子打掉。现在我得了这种病再也不能要孩子了。还好我妻子没得这个病，要不然我会内疚一辈子。”说到动情处，阿勇的眼圈红了。

　　“现在我已经想通了，与其天天愁眉苦脸地等死，还不如面对现实。只是不知道这个社会还会不会接纳我们？”说到这里，阿勇又陷入一片迷茫……

　　浙江省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李孟春说，戒毒人员中很多都是因为沉迷毒海、不能洁身自好而染上艾滋病的。在这条吸毒和艾滋病的黑色循环链条中，只要被套牢第一环，就很难抽身幸免。

　　难以偿还的“情债”

　　阿伟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身材瘦削，头发比较稀疏。在得到戒毒所警官的同意后，他迫不及待地拨通了贵州老家的电话。电话的那头是他的老母亲。等他放下话筒，记者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

　　“我出身在一个厂矿企业干部家庭，排行老二，18岁就进厂当了一名技术工，家境在当地来讲还算不错。”阿伟对记者说，后来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倒也安稳。在他25岁那年，一场车祸夺走了妻子的生命。心灰意冷的阿伟辞掉工作南下广州打工，将只有一岁的儿子托付给母亲照看。

　　“到了广州后，我发现这里的钱确实比较好赚。当时在贵州上班一个月才100多块钱，这里每月有600多元。家里有时还寄钱过来，怕我不够花。”阿伟说，“身上钱多了，就和一些社会上的人开始来往，渐渐染上了毒品。自从吸了毒以后，什么事情都不想干了，整天就想着毒品。”

　　为了支付高昂的毒资，阿伟又放弃了工作，来回奔走于广州、义乌之间，以贩养吸。

　　直到后来因贩毒罪被判入狱，父母亲才知道自己的儿子竟然会贩毒，父亲一气之下中风，没过多久就病逝了。

　　从监狱出来后，试图改过自新的阿伟却屡屡遭遇失败。没过几个月，在朋友的唆使下他又再次将手伸向了毒品。为了支付毒资，阿伟学会了偷窃，每次偷到钱就去买毒品。

　　有一次，阿伟的毒瘾又发作了，囊中羞涩的他只好又到居民家中行窃，当场被辖区民警抓获，送进了劳教所劳动教养两年。

　　经过血液初筛，他被查出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我非常想念母亲和儿子，他们并不知道我感染的事。儿子前几天还写信告诉我，他要结婚了。我是个不合格的儿子和父亲，我欠母亲和儿子的太多了。”说到这里，阿伟长叹了口气，眼圈红红的。

　　阿伟表示，等这次出去后，不会再吸毒了，也不会去偷东西了。等孩子的婚事办好了，就在家照顾80多岁的母亲。

　　在阿伟起身告别的一刹那，记者分明看见两颗豆大的泪珠正悄无声息地从他眼眶中滑落了下来。

　　浙江省强制隔离戒毒所政委罗爱民告诉记者，目前收治的HIV戒毒人员中，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人员居多。他们大多逃不出这样一个“定律”：来浙打工———不良的生活习惯———开始吸毒———感染了艾滋病。

　　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记者走进浙江省强制隔离戒毒所专管中队的阅览室时，看到阿强正在专注地翻着一本《戒毒园地》，这是所教育科专门为戒毒人员量身编写的刊物。看到记者进来，他感到很惊讶，因为平时这里少有外人来。

　　戒毒所警官告诉记者，别看阿强今年只有30岁，静脉注射已经将近10年。记者发现阿强的两条手臂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孔，看得出上面的血管已经开始萎缩。

　　记者向他说明来意后，阿强的话匣子慢慢打开了。

　　来自四川农村的阿强，只有初中文化，屈指算来，到浙江打工已经有6个年头了。期间，他曾经在厂里当过保安，但因为吸毒最终丢了“饭碗”。

　　阿强说，自己吸毒最厉害的时候一天要吸掉400多元。因为不堪忍受，老婆和他离婚了，孩子判给了他，他只好将孩子送往四川老家交给父母抚养。

　　去年春节，阿强在宾馆与毒贩子“接头”的时候，被破门而入的民警抓获，经检查发现他已经感染了艾滋病。

　　这次，他被送到了浙江省强制隔离戒毒所专管中队，这里还有65名和他一样的艾滋病毒感染者。

　　“刚到这里的时候，很不适应。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等死的人了，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内心非常苦闷、寂寞。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对生活的渴望又回来了。”阿强说。

　　阿强告诉记者，在今年自己30岁生日当天，收到了戒毒所民警送来的长寿面。“我从来没有过过这种特殊的生日。以前在外面，我们这些人老是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成"瘟神"，就像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里的警官待我们实在是太好了，这里就像一个温暖的家……”阿强说。

　　“为了不让我们产生反感、抵触情绪，警官们都主动放弃穿戴防护用具，还和我们一起打乒乓球、下象棋。我们中间每个人年龄多大、家在哪里、健康情况怎样，警官们都一清二楚。”阿强说，还有一件事令他非常感动。去年夏天，一名戒毒人员在洗涮间洗澡时不慎跌倒，血流不止，正在现场的警官赶忙用白毛巾按住伤口为其止血，并第一时间将这名戒毒人员送到所医院进行包扎处理。

　　“光这还不止，所里每年邀请疾控中心专家给我们上课，每年12月1日，还组织医务人员上门给我们义诊，发放营养品。”刚进来时，一米七五的阿强，体重只有80多斤，身上几乎是皮包骨。在民警们的思想引导下，阿强逐渐走出了低谷，每天坚持半小时锻炼，往日笼罩在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现在他的体重已近100斤了。

　　阿强对记者坦言：“我越来越觉得，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编者的话

　　它，是腐蚀人们心灵的恶魔；它，是破坏温馨家庭的“第三者”；它，是吞噬金钱的“机器”；它，是摧残人们身体的“黑市医生”。

　　它被人们统称为毒品。

　　而这又是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据全国吸毒人员信息数据库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现有登记在册吸毒人员133.5万多人，其中男性占84.6%，女性占15.4%。从年龄情况看，35岁以下人员占58.1%。在公安机关新发现的吸毒人员中，滥用新型毒品的占47.8%，以35岁以下青少年为主体，并逐步由社会闲散人员向企业员工、个体老板、演艺人士等各阶层发展蔓延。

　　2010年6月26日，是第23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禁毒日的主题是：参与禁毒斗争，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