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6月17日《国际金融报》报道,“国有企业襄樊三九酿酒厂的前任党委书记兼厂长马永富在主政酒厂的几年间,先后以投资外地市场等多种名义"主动"流失了2.5亿元的国有资产。”报道称,如今马永富不但没有被有关部门追究责任,更是摇身一变利用“回笼”的资金成立了湖北大汉光武酒业有限公司,向曾经被其掏空国有资产的三九酿酒厂刺出了极为狠毒的回马一枪。
一个利用襄樊三九酿酒厂改制之机,在3年10个月的时间里造成亏损达2.5亿的厂长马永富,阻挠和破坏企业改制,一度将企业的稳定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且不说马永富从酒厂免职后仍然担任上级母相关职务,已经违反国家竞职规定,最重要的是其个人巨额投资办厂的资金从哪里来?即便他有万种解释,也无法摆脱“富了方丈穷了庙”的嫌疑。这一巨额资金来源不明的现象在整个襄樊市乃至湖北省都成为了一个街头巷议的话题。
对此,记者经过深入的采访,试图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原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国企改制过程中常见的“富了方丈穷了庙”,更是一个“下岗方丈拆旧墙建新庙”的怪现象。
2009年7月20日,拖延数年反复“折腾”的襄樊三九酿酒厂股改终于圆满完成,实现全员持股,此举得到了国家国资委、湖北省国资委、华润集团、三九集团的充分肯定。但是在这次具有典范意义的全员持股背后,出现了“下岗方丈拆旧墙建新庙”新的不良现象,尤其值得警惕与防范。
襄樊三九酿酒厂的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襄樊酿酒厂,是一家有着54年历史的老国有企业。上世纪90年代,该厂是襄樊市21家特困企业之一。1997年6月,酒厂被三九集团兼并,成为三九集团旗下的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公司的子公司,同时委派马永富担任酒厂厂长兼党委书记。
纳入三九旗下之后,通过一系列有力措施的深入实施,酒厂的生产经营步入了正轨,酒厂的发展驶入了快车道。2008年销售收入达到2.1亿元,比2007年的1.78亿增加了3000多万,经济效益也比2007年增长了37%,创历史最好水平。另外,通过加强管理,堵塞各种漏洞节约开支近1000万元。
在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的背后,酒厂却陷入了巨额净资产亏损的泥淖之中。从2004年12月31日到2008年11月30日,酒厂的净资产由负1800万猛然上升到负1.988亿,再加上应收账款等累计亏损达2.2亿。而这个3年10个月期间,恰好就是襄樊三九酿酒厂改制期间,其所有资产集体打包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上市,后由于三九集团和银行之间的贷款问题被冻结股权。
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问题纷纷浮出水面,在改制且股权被银行冻结期间,马永富“老谋深算”重磅投资外市场,接连出现“主动”或“被动”的重大投资失误。巨额的亏损将酒厂逼上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民怨沸腾的全厂800多员工一夜之间将马永富轰下了台。
2009年1月20日,酒厂上级单位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公司正式下发文件“免去马永富在襄樊三九酿酒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职务”。此时,他仍然担任三九酿酒厂上级母公司的相关职务。
接下来十分怪异的事情就此出现。马永富在被免职后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以幕后指挥的身份安排其直系亲属成立多家酒厂,尤其是大肆圈地卖地的行为在当地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马永富不是做酒而是做局,卖地远比做酒赚钱!”
如今,这个襄樊三九酿酒厂前任党委书记兼厂长的马永富更是联合湖北石花酒业有限公司前任CEO赵乐城,组建了湖北大汉光武酒业有限公司,同时还把保康尧治河楚翁泉酒业、老河口光化特酒业、枣阳光武酒业、襄樊三国情酒业、米襄阳、金犁策划公司等小舢板悉数拉了进来。
对此,舆论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国企高管违规“兼营”私企案件。对于马永富这个下岗的“老方丈”如何能在一夜之间斥巨资“建新庙”?对于酒厂巨额亏损和个人巨额投资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联?尽管马永富有着种种解释,却依然无法摆脱“富了方丈穷了庙”的嫌疑。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下岗老方丈“建新庙”后推出的大汉光武,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襄樊三九酿酒厂,目的是直接置其于死地。
作为一个下岗的老方丈,应该是积极地、有义务地为老庙宇添砖加瓦,或者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便是“建新庙”也不能与老庙宇“抢香火”,更何况这个老方丈依然担任着酒厂上级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而且其巨额资金来源成谜,更涉及品牌掠夺和市场侵占。
马永富这个下岗方丈之所以能够拆旧墙建新庙,除了利用国企改制存在的监管漏洞之外,更是精心设计了国有资产流失“三部曲”。一部曲是合谋洗钱。私自聘用社会人员任外部市场负责人,给公司造成了巨额的损失。仅广东市场就亏损5000多万元,山东市场被骗走1500多万元,河南市场损失1000多万元,就连位于家门口的谷城也损失了1000多万元。对于造成了这种巨额的损失,这显然是钻了企业股权被查封的空子。当上级试图追查责任的时候,马永富就利用各种侵吞国有资产的利益群体和黑恶势力搞“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阻挠和抵制上级的调查和进入。
二部曲是搞体外循环。巨额的市场投入在广东市场打开局面之后,就进入了收获阶段。但马永富在遭到全厂集体反对的情况下,暗箱操作把最后的收益权(摘桃子)出让给了广东2个经销商,自定400万元的品牌租赁费只收到140万元,但这微乎其微的回报也被他们花掉了。2008年5月,坐过多年牢的原广东市场负责人望远宾在“酒厂广东市场听证会上”透露,仅仅2007年广东市场就销售了3个亿。在马永富的一手操控下,生产交付四川贵妃酒厂,销售在广东。最终是一分钱的销售回款都没有,费用报销却达2500万元之巨。经统计,外市场总共销售5亿元全部截留在外,使企业蒙受8000多万元损失。
三部曲是产权风波。马永富利用改制之机侵吞、瓜分、变卖国有资产,使企业蒙受重大损失。为制造混乱转移视线,马永富利用新闻媒体的公信力,炮制了“一个酒厂两套班子”的所谓产权风波,一度蒙蔽了很多人的视线,甚至引起了酒厂的动荡乃至社会的稳定。所幸最终由国家国资委、省国资委、华润集团和三九集团核定了酒厂的产权归属,从而平息了风波。
此前,中纪委已经下发文件明文规定,要严防利用国有企业改制,侵吞、转移和变卖国有资产。对此,作为酒厂党委书记的马永富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胆让其顶风作案呢?同样在襄樊形成街头巷议的正是官商勾结。
凡此种种迹象表明,这不仅仅是一起利用国企改制期间“富了方丈穷了庙”的现象,而是一种全新的“下岗方丈拆旧墙建新庙”现象,尤其值得警惕和防范。决不容许出现国企改制了,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更不允许在掏空了国有企业有形资产的基础上,再去掏空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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