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二代”集体迷失 农民工应享受城市公共服务

“农二代”在城市里大多从事高危行业，而收入却很低

　　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达2.11亿，80后占六成

　　“农二代”走出迷茫成社会课题

　　本报记者 罗震光

　　上周末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指出，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1亿人，其中80后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占到总量的60%以上。与欧洲国家城市化初期不同，中国进城农民工没能迅速转为城市市民。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翟振武指出：“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流动人口几乎成为除市民、农民以外的第三大人口群体。”2.11亿流动人口被高度关注后，诸如改善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健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等涉及公共政策领域的议题已经先后进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规划中。

　　专家指出，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农二代”因其自身成长的特殊原因而集体迷失，即已疏远父辈出身的农村文化，也没有融入城市文化。这个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正在成为困扰社会的难题。中国社会科学基金就把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作为今年重要的课题方向。

　　家人和亲戚朋友都在上海打工

　　河南信阳农民杨彩华12年前和丈夫一起到上海，她做钟点工，丈夫则在建筑工地做泥水匠。当时，夫妻俩的三个孩子在老家念书，跟着爷爷、奶奶过日子。

　　如今，杨彩华每天在三户人家做钟点工，2000多元的月收入，丈夫则在工地当保管员，工作相对轻松，收入也不错。三个孩子都是念完初中就来上海打工，24岁的大儿子已经在上海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

　　杨彩华告诉记者，除了老人以外，她家的人都到了上海，而且亲戚、朋友来上海的人数也不少。“抱了孙子发红蛋，我一个东家看我拎着一大包红蛋，就问我，红蛋是不是准备得太多了？我告诉她，还不够呢。”杨彩华扳着手指算给记者听，她有兄弟姐妹6个，她丈夫家兄弟姐妹5个，还有十来个堂表兄弟姐妹，“他们现在几乎都是全家来上海打工。我三个东家在上海所有的亲戚加起来还没我在上海的亲戚多。”杨彩华对此有些小小的得意。

　　举家迁移促使“农二代”剧增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显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停留呈现长期化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在流入地停留时间为5.3年。其中，有一半的人停留时间超过4年，近19%的人停留时间超过10年。尽管无法对流动人口中举家搬迁率进行精确的统计，但学界普遍的观点是，这个数字在上海保守估计也在30％左右。

　　两种因素的叠加，直接后果就是被称为“农二代”新生代农民工被大量催生。“农二代”因为父母进城的缘故，他们从小在城市长大，顶着农民的身份，但未成年前的记忆几乎全是城市生活。有专家甚至用玩笑的口吻定义“农二代”是“五谷不分”的农民工。

　　通过为本次报告所做的5座城市监测调查数据可以发现，20-44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2／3，他们中的20-30岁人口正好横跨了80后、90后两大阵营。同时，14岁及以下儿童占流动人口总体20.8%，他们一旦长大进入劳动力，亦将壮大“农二代”的队伍，甚至其中不少还将成为“农三代”。

　　失去文化传承后，找不到根了

　　“已疏远父辈出身的农村文化，又没有融入城市文化，失去文化传承后，‘农二代’找不到根了。”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认为，“尽管目前的表现是他们的心理问题，但其实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前一阵富士康连续出现年轻的农民工跳楼事件，其中就不乏‘农二代’文化支撑缺失的因素。”

　　和十多年前相比，中国特大型城市在接纳流动人口的能力上有长足的进步。以上海为例，目前城市流动人口高达600万，而十多年前仅为100多万。但和城市接纳能力提升相比，主流文化对流动人口的接受度却明显滞后。彭希哲表示，流动人口向省会城市、二三线城市流动的过程，除了要承受不被城市主流文化认同之外，可能还将经历城市硬件升级的阵痛。

　　“要让迷茫的一代尽早走出迷茫，就必须拿出更多有倾向性和针对性的公共政策。”彭希哲指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农民工应该享受城市公共服务

　　如何在公共政策的方案设计上为“农二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打开方便之门，考验的并不仅仅是政府的智慧和能力，还需要经济转型升级、财政收入的提升来支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晖明教授说：“清醒、客观、科学地评价，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为城市发展作了贡献，但没有分享到城市社会福利的阳光雨露。”他指出，在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面，上海已经做到同等待遇，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而在医疗方面，农民工子女的医疗至今还未被医保福利所全面覆盖。“这首先需要经济的发展，其次是对收益分配的结构性比例调整，否则政府财政将无法承受。”

　　近日，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应把城镇暂住的外来流动就业人口纳入人均GDP和各项公共服务统计范畴，各级城镇政府在确定年度预算时，应将农民工等列入在内。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苏明则表示，为了实现流动人口与当地市民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应实施中央对流入地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奖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