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浪袭人。绕过什刹海向西,穿过一片绿地,就会听到嘈杂的叫卖声。这里有一个拥有700多商户的北京四环农贸市场,商户几乎都是外来人口。
6月28日下午3点,四环市场北侧的一栋居民楼旁的甬道上,摆了二十几个塑料凳,两岁的京京依偎在妈妈的腿上。在这里,“四环游戏小组”的家长会即将开始。
“四环游戏小组”由北师大的学生于6年前创建,是一所为在四环市场务工的外地人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幼儿园。志愿者负责教学,家长们轮流当校长和保安。但因无法注册,5月初,这个山寨幼儿园的“教室”被市场无限期关闭。
已有400多个孩子毕业
35岁的陈红兵卖出了一个晾衣架后,把生意交给了旁人照看,一路小跑赶到了市场北侧一栋居民楼旁,为5岁的女儿开家长会。刚一坐定,就有志愿者与他打招呼,“陈校长来了啊。”
陈红兵是四环游戏小组第三任校长,在四环市场做了近十年杂货生意。“主要任务就是在志愿者和家长之间做协调沟通。”5月初的关闭通知,让陈红兵这个民选校长也无可奈何。
在四环游戏小组任教3年的刘莉告诉记者,6年来,“幼儿园”的名字一直没有被他们采用,“但实质上就是一所‘山寨’幼儿园。”
刘莉是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研三学生,“这里的课程突出乡土性和生活化,重点是调动家长积极性,课余参与游戏,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这里目前有14名志愿者,33个孩子。从我们这毕业的孩子已经有400多个了。”
“我5岁了,我是北京人”
北门前的吵闹声渐渐大了起来,孩子也由几个聚成了二三十个。刘莉开始点名,原本40多人的名单中,几个孩子名字下被画上了横线,“教室被关了之后,这些孩子回老家了。”
9点整,33个孩子都到齐了,刘莉带领着孩子穿过胡同,前往他们的上课地点,“那里有一块比较大的场地,是我们昨天新找的地方。前几天上课的地方,因为周围居民嫌吵,不让我们去了。其实我们有一间教室。”刘莉回头指向了市场的一间仓库,一个多月前还是游戏小组的教室呢。“这已经是第三次关闭了,前两次因为非典、手足口病。”
每次上课,除了两名志愿者外,家委会还会派出两位家长轮流维持秩序。陈红兵走在马路的最外侧,不时地四下张望。“志愿者们几乎不休息,过年的时候,要教到腊月二十八才走,过完年就马上回来给孩子们上课。”
5分钟后,游戏小组来到了一个小区门前,四层红砖楼遮住了阳光,辟出了一片阴凉。刘莉站在学生中,抬手指向记者说:“大家跟这位老师介绍一下自己是哪里人?今年几岁了?”一个小胖子立刻举起手说,“我5岁了,我是北京人。”他的介绍引起了孩子的追捧,“我也是北京人”、“我也是”、“我们都是北京人”……“他们说的都是普通话,很多孩子都在北京出生,他们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北京人。”刘莉解释说。
路边做教室 甬道当画板
孩子们围坐一起,刘莉在孩子中间,拿出粉笔在地上勾勒出了一条小河,河边一间房子冒出缕缕青烟,夕阳洒落在乡间的小路上……“谁能看着这幅画,讲一个故事呢?”刘莉的问题让孩子出现了几秒钟的寂静,随后开始踊跃举手。
“以前在市场仓库的时候,还有一块小黑板,现在我们只能在路边的甬道上教孩子,让他们算算加减法,在地上勾勾画画。”刘莉说,孩子使用的练习册都是他们从其他幼儿园淘汰的书本中选的,文具都是志愿者捐的。每次志愿者都会把课程内容印在一张A4纸上,包括自编的儿歌、小故事等。“我们还会把自编的武术操、小游戏教给家长,家长在晚上照着课程内容来教孩子。”
6岁的孙浩第一个将图画变成了故事,刘莉手指向背后灰色的围墙,“浩浩,这里就是四环小舞台,为了奖励你,你可以在这里为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孙浩毫不犹豫,站到了围墙前大约两平方米的“舞台”上,唱起了志愿者自编的《四环之歌》,一辆小货车从路边“教室”旁通过,孙浩的声音与轰鸣声混杂在一起。
学前教育被附近小学认可
中午11点,上午的课程结束,刘莉带着孩子回到了市场北门,提醒他们下午一点在北门集合,继续上课。陈红兵拉着刘莉去家委会成员的包子铺吃午饭,“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陈红兵的大儿子今年9岁,上小学前也是四环游戏小组的学生。“我儿子是四环第一批学生。现在成绩中上游,附近的小学一听四环毕业的孩子,都挺认可。”陈红兵也曾给孩子找过幼儿园,但是每月动辄上千的费用让他很难接受,“这要占到我收入60%。”
在关闭之初,刘莉和其他志愿者想租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平房教学。“8平方米的房子租金就一千多,根本没法负担。”刘莉和她的伙伴们在四环游戏小组成立时,就忙着跑注册。“跑了几年都没有结果,我们没有办学场地,没有固定投入,教育部门、工商部门都不给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