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劳动者置业成工会新职能 专家质疑操作很难

　　帮助工人置业：工会的重要角色

　　有了这个平台，中国的竞争力不但得以维持和巩固，工会还会从一个趋于边缘化的社会组织，一跃而成为整个社会利益网络的核心

　　目前中国沿海地区产业发展面临两难，一方面工人工资太低，无法赶上迅速上涨的城市居住成本，特别是昂贵的住宅使得劳动力基本不可能在城市里完成再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国内还有大量没有就业的低技术劳动力，一旦工资水平上涨过快，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将失去竞争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越南、印度很可能成为企业转移的新目的地。中国工人很可能连目前较低的工资也会失去。怎样找到一个能让工人在城市体面地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又不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的制度，攸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和长治久安。

　　在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下，低地价、低劳动力成本，维持了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这种全球竞争力又通过税收，特别是土地收入，转变为基础设施等国家的竞争力和全社会的财富积累。由于中国税收主要属流转税，基础设施建设依赖“土地财政”，没有直接对个人收税(财产税和所得税)，因此，尽管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却无法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财富积累的逆过程——减税，将社会财富返回到工人和普通公民。因为，现有税收的减少，只会增加企业的利润，而不一定会保障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大规模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如失业、退休、养老、医疗等)，需要稳定的居住为前提，这在技术上使得没有稳定的居住、流动性很大的工人很难分享。

　　社会财富的分配：帮助工人置业

　　针对以上问题，我建议在二次分配阶段向工人阶层转移财富。

　　具体做法是，参照当年的“房改”，由一个组织按照成本(含征地拆迁和基本配套)在就业密集地区(如工业区)附近提供土地，这个组织根据实际申请需求，大规模建设低成本住宅，户型控制在50～60平方米，按照成本价卖给在城市没有商品住宅的新增就业人口(农民工、大学毕业生或公务员)。对于无法一次付出全价的，允许按照“先租后售”的方式，分期付款。即每月付一定的租金，一定时间后允许其作为房价的一部分，补交余款后，获得全部产权。

　　假设一个城市土地的全部成本(征地拆迁+基础设施)是2000元/平方米建筑面积，建安造价加上合理利润每平方米2000元。这样一套50平方米的住宅全部成本就是20万元。这个组织通过银行借款，按照需求建设住宅。再假设新就业居民每月收入1500元，市场每个月房租是300元。如果租赁这个组织的住宅，每人每个月500元，这样每年就是6000元，夫妻两个人一年交房租1.2万元，15年后，累计房租18万元，再补交2万元，就可以类似“房改”的方式获得完整产权。这个组织则将全部借款还给银行。在这期间，借款的利息由政府补贴，物业管理费由单位补贴。

　　这个模式的特点：第一，同经济适用房模式最大的不同，无论收入多少，所有没有商品住宅的新增就业人口都有一次机会享受“房改”。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资格鉴定的成本和退出机制的困难。加上户型面积控制在50～60平方米，且不得同时拥有商品住宅，这样就可以避免对现有房地产市场的冲击。第二，同现有保障房模式最大的不同，就是允许通过“房改”进入市场。从而极大地降低了银行的风险，便于银行大规模进入，减轻了政府财政的压力。而提前将价格锁定，避免了今后通货膨胀或建设成本上升导致的成本失控。

　　先租后售，将租金转化为购房款，可以显著降低购房门槛(如果农村宅基地或承包田也可以通过一定制度，如“地券”方式流转，门槛还会降得更低)，提高初次就业者财富积累的效率。成本价购买，市场价产权，意味着将一大笔社会财富转移给购房者，从而达到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的目的。拥有不动产后，个人财产性收入就可以随经济发展(主要是公共服务的改善)自动增加。在没有财产税的制度下，这部分财富的增长将远远超过工资收入的增长。这样，即使企业的工资性收入不再增加，个人的实际财富也会快速增长，从而在极大地改善工人实际生活水平的同时，降低企业成本上升的压力。其本质，就是把以前补贴给企业的地价，用来补贴企业的劳动力。

　　各方利益：帕累托改进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流动的劳动力沉淀下来，就会视城市为家，变得遵纪守法(这已被新加坡、香港的实践所证明)。政府虽然补贴了部分地价，但社会稳定的程度会得到显著改善。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虽然土地收入同房地产相比，大幅减少，但由于稳定低成本的劳动力，反而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从而扩大税收的基础。而个人拥有住房，势必刺激大宗消费(装修、电器、家具)。内需的扩大又会通过营业税(以地税为主)增加，抵偿短期土地出让收入的减少。此外，由于挤占了非正规住宅出租的市场，将导致“小产权”、“城中村”的利益萎缩，可以对违章建设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起到抑制作用。避免了恶性“拆迁”、“城管”带来的社会冲突。

　　对于个人而言，有了稳定住所，户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农民工可以分享从社保、医保，到教育、就业等各类城市补贴。把在乡下建房的资金，用来在城市置业，不仅可以分享社会财富的增加，还可以减少农村的土地占用，并最终改变“候鸟”式的城乡流动模式。

　　特别重要的是，工资收入在总收入构成中下降，减少了劳动力在城市再生产的成本，也不用担心城市不动产价格的上涨(因为上涨越多，意味着个人财富增加越快)。这时工人对涨薪的冲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强烈。

　　稳定的住所，还有助于建立个人信用。信用消费是现代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正是由于信用消费的不发达，导致了消费占国民经济比重长期偏低。坦率讲，没有信用消费，就不可能有效扩大内需。因此，尽快为新增居民提供稳定住所(而不是鼓励租房)，乃是转变增长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的关键。

　　对于企业而言，劳动力的稳定，为职业教育的提供，企业忠诚的建立，提供了基本条件。而这些是企业升级必不可少的条件。薪资成本锁定后，可以长期维持相对于其他企业，特别是境外企业的竞争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这样的政策效果，就是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即一项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甚至可以使整个社会受益。

　　技术关键：谁来操作？

　　这一模式有一个技术关键，就是如何选择实施这一政策的主体。

　　由于住房涉及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利益(土地收益)的转移，因此，这一组织必须是地方的，而非中央的。同时，由于劳动力流动是跨地区的，涉及地方间利益的转移(如原居住地宅基地、承包地的资本化和异地流转，劳动力打工地的转移等)，因此，这一组织还应当具有全国性的网络。此外，在经济上，还应当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可以从事完整的经济行为。

　　纵观现有各类组织资源，只有工会具备上述特征。它不仅具有完整的层级和全国性的网络资源，也有独立核算的经济身份，更与职工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任何社会组织无法比拟的。

　　对于工会而言，如果承担帮助工人置业之职，就拥有了一个调解劳资关系的强大工具。工会不是简单地争取劳主的利益，而是通过利益转移，将劳资双方的焦点，从工资转移到不动产——企业提供工人生产资料，国家帮助劳动者获得生活资料。企业和政府对住房物业费和利息的补贴，可以将工人和政企的利益对立，转变为一致——劳动力获得不动产及财产性收入，企业获得稳定低成本的劳动，政府获得稳定的社会秩序。

　　工会的角色：重建社会组织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社会财富远高于改革之前。但从社会的组织程度来看，却远远不如改革开放之前。“单位”、“公社”之类组织解体之后，没有相应的替代组织。脆弱的社会组织无法负担巨额社会财富的需求。多样化的利益集团，不得不寻找自己的代言者。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之后，社会却反而更加不稳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也表明，那些伟大王朝，大多并非亡于经济凋敝，而是亡于经济的繁盛(如唐朝的安史之乱、宋朝的靖康之变)。由于社会组织的成长，跟不上迅速增长财富的需求，迅速分化的利益导致社会秩序废弛，一旦外力入侵，政权就会突然崩溃。

　　借助住房形成利益杠杆，工会可以有效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劳动阶级)的组织程度，形成覆盖全社会各个角落的利益共同体网络，起到社会凝合剂的作用。例如，现在工会制度以外的一些新生行业(如出租车司机、厨师甚至城市拾荒者等)，都可以通过住房提供，纳入有组织的工会体系。工会则成为政府之外，执政党直接向社会最微观、最底层人群传输利益的有效渠道。

　　具体操作过程中，可以依托全国性的工会系统，建立一个住宅基金，流动的工人可以在不同城市积累，并在最终定居的城市结算。再进一步，可利用住宅是非常优良的抵押品的特点，将这一基金同医保、寿保、社保以及养老保险、失业救济等福利制度结合起来(如西方国家流行的住宅换养老)，共同组建一个庞大的互相依托的社会保障体系。

　　工会新职能：帮助劳动者置业

　　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利益分化，主要不是一次分配(工资)差异造成的。更主要的原因，是财富二次分配的巨大差异导致的。政府收入主要用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改善，直接后果就是推动地价的上升。只要政府不停地改善公共服务，地价就会保持上升的总体趋势。在没有财产税的条件下，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可以借此大规模分享财产收入的增长，而没有不动产的居民则需承受因此导致的生活成本的提高。一正一负，贫富差距就会迅速拉开。

　　工会帮助工人在城市获得资产，不仅可帮助工人降低在城市出售劳动力的成本，更主要的是帮助他们获得了分享社会财富的渠道，防止了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这种二次分配给工人带来的利益，要远大于工人直接的工资所得。

　　有了这个平台，工会就会从一个趋于边缘化的社会组织，一跃而成为整个社会利益网络的核心。工会不再是简单地鼓动工人争取更高的工资，而是同政府和企业一起，帮助工人置业。工人(包括所有劳动者)将会视工会为自己真正的利益代言人，工会的地位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文/赵燕菁

　　(作者为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常务理事、厦门大学教授）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