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陕西吴起县的全民免费教育近来颇为引人关注。据新京报昨日报道，从2007年开始，吴起县投入到教育上的财政资金已经超过8亿元。“免费教育”给吴起县委书记带来了政绩和荣誉，这也鼓励着他和吴起县用更大力度投资教育。
其实，在陕西，不只是吴起县，与其相邻的志丹县、同在陕西的府谷、神木，也都在教育、医疗上搞得风生水起。而此前，广东省东莞的石排镇也因搞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民免费教育，而引起社会舆论关注。这些地方政府率先在民生领域行动起来，无疑有利于当地民众，更为教育与医疗体制改革突破困局，提供了现实的路径。
然而，如果对民生投入的重视，只是个别地方政府的热情，或者只是某一省份几个县市的“小气候”，这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民生投入整体不足的现状。所以，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吴起和神木的自发，变成其他地方政府的自觉行为，并形成“民生投入地方政府互相竞争”的局面。
对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性关系，张五常曾有论述。他认为，从1994年固定下来的以县为单位的公司化的地方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之所在。然而，地方竞争的秘密在于，经济增长只是官员的政绩，地方竞争的实质是地方官员的政绩竞争。过去的经验表明，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地方竞争。
所以，在现行体制下，要想形成民生投入的地方竞争局面，必须要修正GDP中心主义的政绩观，应该像陕西省副省长朱静芝那样明确对县区一把手们表态，“优先发展教育，就是最大的政绩”。而且，不应只是在舆论上肯定和鼓励，还应该形成对民生政绩观的激励机制，比如官职的升迁———民生搞得好的地方官员予以晋升，而对民生成绩差的官员则进行问责。
从吴起乃至神木的经验来看，加大民生投入并非资金的问题，也并非地方财政不可承受。吴起、神木并非陕西财政收入最富裕的县区，石排镇也不是东莞最富裕的乡镇。而且实行免费教育和全民医疗，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吴起县有13万人口，其前3年投入教育的8亿多元，有6.5亿元用于教育硬件设施，而这可以看作一次性投入，而常规的教育投入只有每年5000万元左右。神木今年用于全民医疗的财政预算是1.8亿元。只要地方政府少修1公里高速公路，少建一座政府大楼，这些民生投入就不成问题。比西部的吴起、神木更富裕的地方多的是，他们之所以对民生工程缺乏热情，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官员的意识问题和体制上缺乏激励机制问题。
应该看到，被GDP中心主义所左右的地方竞争，在很多地方乃是以公权力不受约束，甚至是牺牲民众权利为前提的。这种恶性竞争，直接造成了宏观层面的经济结构失衡，并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拉大。民生投入的地方竞争最终指向的则是民众基本权利的实现，是修复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起点，修复失衡的经济结构，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创造财富与获得财富的平等权利。
不过，也应该看到，依靠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机制，固然对于民生投入地方竞争机制的形成，很有效率，但是，从根本上保证民生投入不会“人走政息”，更需要激发地方人大等制度的活力，使民众对地方事务的话语权更有分量，让地方官员切身感受到对民生问题的责任与压力。如此，地方政府和官员重视民生投入的内在活力，才能真正激发起来。
见昨日A16-17版
(责任编辑：杨建)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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