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先擢的辞书观

　　组织几个人，剪刀加浆糊，起一个吸引眼球的书名，一本“辞书”就问世了，但这不是辞书，是“资料汇编”。编一部重要的、标志性辞书，难在既尊重语言文字发展，又恪守现代汉语规范；难在有科学的学理支撑；难在原创。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商务印书馆联合实施的《新华语典》工程编纂已进入审稿、定稿阶段，年内就将出版。近日，《新华语典》审稿暨学术研讨会在省城举行。曹先擢等50余位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商务印书馆的辞书专家、学者对《新华语典》的编纂进行了近乎苛刻的“挑刺”。研讨会结束，本报记者对话曹先擢。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过哪些重要的、标志性的现代汉语字典、词典，对提升大众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起到怎样的作用？

　　曹先擢：《新华字典》《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都是影响巨大、标志性的现代汉语字典、词典。《新华字典》编纂开始于1948年，初版于1953年。它由时任国家出版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先生、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先生主编，成为新中国扫盲的唯一的工具书。历经几代上百名专家学者10余次大规模的修订，商务印书馆重印200多次，迄今总发行量突破4亿册，成为世界出版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字典。《新华字典》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注音，用现代汉语资料收字，用白话文取词、释意，成为大众学习祖国语言、推广普通话的有力工具。

　　记者：这之后，您参加编纂了《新华词典》？

　　曹先擢：当时，有人说中国是“大国家”“小字典”。197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编纂《新华词典》。但因种种原因，直到1980年商务印书馆才首次出版。这部以语文为主兼收百科的词典，实用性强，总印数达700余万册。在中国辞书中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记者：您曾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修订审定委员会主任。《现代汉语词典》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作出重要贡献，目前已经修订出版了五版。一部辞书为什么要反复修订？

　　曹先擢：《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正式出版，在我国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受到读者的欢迎和社会的重视，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变化，词典要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就要不断进行修订，与时俱进，服务读者，服务社会。

　　记者：目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商务印书馆正在编纂出版《新华语典》，这是一部怎样的辞书？与您谈到的前几部标志性词典有哪些继承和发展？

　　曹先擢：《新华语典》全书200多万字，词条22000条。我们期待着这部原创的、有科学的理学支撑的实用工具书早日与读者见面。山西省社科院语言所在语汇学研究领域处于领先水平。这个所的温端政先生，担任《新华语典》的主编。温端政曾师从王力先生，从事语汇学研究40年。2002年他首先提出 “语词分立”的理论。“语词分立”的主张，就是将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归入“语汇学”，成为语言学中的一门新学科。“语”的突破性研究，为《新华语典》的编写奠定了学术支撑，也是对前几部标志性词典的继承和发展。

　　记者：《新华语典》由省社会科学院独立负责编纂，一个省级社科研究院是否具有这样的实力？

　　曹先擢：山西省社科院是全国语汇研究和语典编纂的重要基地，上世纪50年代，温端政着手创建“汉语俗语资料库”。2002年“汉语俗语资料库”（光盘）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俗语资料库”的建立为《新华语典》的编写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编一部辞书不难，难在尊重语言文字发展、恪守现代汉语规范，难在学理支撑和原创。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有太多渠道，利用网络百度一下，就轻而易举地找到答案。但要保证权威性、科学性，还是要到辞书中找答案。编一部辞书并不难，书店各种名目的辞书琳琅满目。但其中很多是“资料汇编”，组织几个人，剪刀加浆糊，起一个吸引眼球的书名，一本“辞书”就这样问世了。辞书编纂难在原创，如果互相抄来抄去，就会被信息的泡沫所淹没。山西省社科院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温端政、吴建生等20余人组成的课题组，历时8年缜密研究，确保了这部辞书的科学性、实用性、规范性。

　　曹先擢简介：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曾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主持修订过 《新华字典》《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是中国辞书界的权威。

　　本报记者 李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