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老板10年捐资50余万元助员工两次换肾感动全国。昨日，全国十余家报纸纷纷转载，中央电视台及广州当地媒体纷纷介入报道。
本报记者昨专程赶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在明珠星集团与大义老板刘锦成面对面，希望能够找到这个老板身上“慈善基因”的来源。
一见面，刘锦成就给记者的采访定了“调”：“千万不要把我拔高了，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对于老涂的帮助，只是时间长一点，而且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刘锦成坦言，自己与涂纪文是老乡关系，“他母亲与我是同村，以前就认识他，刚好又在我这里做保安，得了病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不过，在做善事的同时，他仍保留着生意人的精明：给涂纪文的每一笔钱，他都是派人直接送到医院去；10年间的医药费，也都是他的财务人员直接买药给老涂。“病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花的钱就花，但是我一定要看医院出的费用单，监督到底，”刘锦成说，自己目前的一个心愿，就是等企业做得更大时，能够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把慈善事业做得更专业。
晚报：2000年你帮助涂纪文的时候，工厂的规模并不大，拿出20万的巨款难道没有一点犹豫和阻力吗？
刘锦成（以下简称“刘”）：当时我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可能就是出于本能，没有思考，也没有犹豫，就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就帮了，毕竟这是救一条人命嘛！而且，接下来这10年和老涂相处得很好，所以现在他又出了问题，肯定还是要帮的。而且，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太太都特别支持这个事情。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去找老涂闹，他也不可能在我厂里一待10年。而且，这种事情在广东并非没有，只不过别的老板都是短时间行为，像这样10年的资助比较少。
晚报：你资助了一个老涂，就不怕更多的老涂上门？
刘：那我倒不担心，毕竟像这样的极端事例只是少数。而且，中国人都是很自强不息的，都是遇上了过不去的坎，才会找人帮忙。
晚报：对于那些有意找你揩油的人怎么处理？
刘：我做善事也不是没有规矩，一般只帮两种情况：一是生重病没法解决的；二是小孩子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的，这种情况五六年前有，现在几乎没有了。对于那些想扩大生意、想修房子的人，这些我都不捐。如果是受了一点小工伤就狮子大开口，我会直接让他们去找劳动部门做鉴定，按国家规定来，企业该负担多少责任，我就负担多少。
给管理人员垫款买房
刘锦成出身自湖北监利农村，乡土意识特浓，他工厂里的工人多半都是监利老乡，最多时甚至达到了90%，监利话一度成为工人间的“官方语言”。老乡众多带来了一系列麻烦：外地工人难以融入群体，规范化管理难以实现……目前，经过改革这些情况已经减轻很多，刘锦成表示：“我对所有员工都是一视同仁的，大家就是一家人。”
晚报：你帮助老涂是不是仅仅因为他是你老乡？在你员工的心目中，你自认为是怎样一个形象？
刘：我就像一个家长一样，员工病了我就帮你。不光是对老乡这样，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像我们这边有个部门的主管，得了癌症，我也资助了他四五年，前后花了30万。像我这里的中层管理人员，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买房子，一半以上的人首付都是找我借的。我记下账，然后从工资里扣，不收利息。
晚报：这样做对企业有什么好处？
刘：这样的付出，换来的是员工的忠诚度。像帮助老涂这件事，其他员工就会知道，如果哪一天他有什么不幸，老板一定会帮我。这样一来，有利于维持企业的稳定，而在关键的时候，员工们也能帮上你。有一回，我们厂突然接了5万件的订单，要在一个月内交货，而我们的月生产能力只有1万件。我们的员工连续加了一个月的班，才顺利完成了订单。从那时起，我就特别感谢我的员工。
完成了原始积累就该回报
如今，刘锦成的企业已遍布广东、湖北、深圳、北京等地，涉及钟表、变频技术、安保技术等多个领域，而且明珠星钟表厂是全国最大的钟表企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石英钟生产企业，他所控股的一家从事变频技术研究的公司还在创业板上市。身家数亿的刘锦成，待人接物仍十分诚恳、和蔼可亲。他又是如何认识自己的企业家形象的？怎样才是他眼中成功的企业家？
晚报：你觉得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刘：首先是对员工怀有感激之情。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和高素质的劳工质量，没有他们工人，就没有我们企业家。而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企业家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就应该回报这些农民工，而不应该继续以克扣工人的方式来赚钱。我也是个穷苦出身，小时候一年到头都是赤脚，能吃上米饭的日子都不多。很多穷人致富之后会有两种心态：一是对穷人更加爱护，二是更加鄙视穷人。而我刚好是前一种，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是一种态度。
晚报：好老板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刘：我觉得企业家最大的善事就是把企业做好，为国家纳更多的税，把员工的福利待遇搞上去。这就是企业家最大的善举。有的血汗工厂觉得这样（盘剥工人）就可以发财，就没有动力去升级产品，提升竞争力；今后工人的工资只会越来越高，如果企业适应不了，就一定要转型，要么就会倒闭。
中国需要有使命感的老板
刘锦成眼里“好老板”的第二条标准，就是做“有使命感的老板”。
他告诉记者，在他所从事的石英表行业，石英表机芯的设计专利在日本，“中国虽然是制表大国，但机芯都是国外的”。
他举了个例子：明珠星原来代加工一个石英钟表出口，利润只有一块钱，而国外企业出售核心技术，每块表可以赚上十块钱。
所以，上世纪90年代刘锦成开始进入钟表制造业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研制出中国人自己的技术。2000年至2004年间，刘锦成共投入了四五千万元研发技术，“当时很多企业都研究得倾家荡产了，很多人劝我不要做”。但刘锦成坚持下来了，3年之后他的生产规模就超过了日本企业。
“其实，我们的品牌管理服务都不比国外企业差，但就是缺研发技术，一旦掌握了技术，就可以很快超越他们。”刘锦成自信地说。
3年前，刘锦成投资变频技术，也是为了与国外企业一较高下，“我就喜欢在国外企业占绝对优势的领域跟他们较量，这样更有成就感”。
有了钱也不能迷失本性
这些年，刘锦成对人生和金钱看得较透。
他发现，沿海许多老板赚了钱之后，心态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一句话，就是内心被金钱给左右了”。
而刘锦成至今仍不喜欢喝酒应酬，也没有任何夜生活，下班之后就是回家陪陪家里人。
“在武汉的时候，一到晚上没什么事，我就会开着车回武汉大学转一转”。如今功成名就的刘锦成，对母校仍然念念不忘。“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就批发明信片到学校，分给同学出去卖，我来当总代理提成”。刘锦成说，那时候一个月的伙食费才20块钱，但当时自己一年都可以赚几百块钱，完全不用向家里要钱了。
所以，从武大毕业的时候，刘锦成毅然南下广州，拎起皮包就出去当推销，“那时候武大毕业的大学生完全是天之骄子，出去推销都是件丢人的事。最困难的时候，我在广州有一年时间没地方睡，到处跟同学挤着睡，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但靠着能力与头脑，刘锦成很快积累了第一桶金。
对于现在身家过亿，刘锦成淡然处之，“财富过了一个坎之后，一千万和一个亿也没有多大区别。关键在于拥有这些财富的人不能因此迷失本性。”
时评
●鲁珊
松下幸之助曾有名言：生意就是人。
简单的将刘锦成的行为看作“好人好事”和“爱心施与”，会低估这一标本事件的意义。
10年前，刘锦成资助涂纪文时，还只是珠三角一个普通的小厂；10年后，明珠星已经是全国最大的钟表企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掌舵者的财富观、价值观、人性化程度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刘锦成的眼光和胸怀超越了很多企业老板，也因此赢得了超过一般企业的发展速度。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中国初行市场经济时人尽皆知。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却少人研读。那本书里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2004年温总理接受《爱尔兰日报》采访时引用过这段话。温总理接下来的阐释是，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是发展，第二是协调发展，我们要特别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
协调发展，和谐共赢，正待当下中国破题。
卡耐基说，将巨富带进坟墓是可耻的。
比尔·盖茨将580亿美元“裸捐”时说，我和妻子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
这些，与其说是创富精英们的慈善观，不如说是企业家们应当逐步担起的社会责任。
刘锦成曾被评为广州民营企业抗灾救灾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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