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歇的战场
公然与领导作对，高纯在药厂的日子可想而知。他说，举报罗永清的第二天一大早，即被药厂领导叫去问话，第三天，董事长林德生骂他“破坏生产、诬告领导”，几天后，林德生说要开除他，因为他给厂里、省里造成巨大损失，需要付出代价。
高纯最终没被踢出药厂，但就此成为阑尾式职工。1995年5月底，他从车间被调到开发处，处长不给他安排具体工作，每月考核，给他的分比正常上班的低一两分。
1998年1月，连年亏损的药厂实行职工轮流下岗制，全厂近1700人，有1/3要轮流下岗，下岗期间每月仅发生活费200元。高纯说，他所在的开发处总共7个人，只有他1人轮流下岗。药厂则称，开发处在编15人，7人轮流下岗，而非高纯1人。
当年底至来年初，药厂将暂时下岗改为正式下岗，波及400来名职工。高纯说，他是开发处唯一被要求下岗的，他拒绝在下岗协议上签字，200元的生活费立刻被停发。药厂告诉他，如果不按时签订下岗协议，厂方会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同在药厂工作的妻子也受到牵连，和高纯一起下岗。药厂领导让妻子与他划清界限，作为权宜之计，妻子于2000年与他离婚。事实上，夫妇俩的感情一直很好。
高纯与药厂的矛盾日益激化。高纯说，他被轮流下岗后，一度送液化气补贴家用。1999年5月，送气的牌子被燃气公司摘走，他认定是药厂领导在作祟。当月26日，适逢有贵宾到药厂，他找林德生理论，林说根本不知此事。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他迟迟不肯离去，药厂保卫处处长李新生遂叫来两名经警，一路殴打，将他带走。
事后，岳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出具证明，称高纯“多处软组织挫伤，耻骨骨折分离”。药厂一再否认打人，称仅仅是强行拖拉。岳阳市纪委和医药管理局联合调查后认定，经警并未殴打高纯，但拖拉时造成轻微伤。高纯说，自那以后，他多了一个难言之隐——性功能障碍。
少发工资奖金、强制下岗、殴打伤害等事，陆续被高纯加入信访内容中，他认为药厂在打击报复。岳阳市经委、医药管理局等数次前往药厂调查，确认药厂的工作安排存在不妥，如不给高纯安排具体工作，让高纯轮流下岗的时间过长等，但这些都符合政策，并非蓄意打击报复。最后，同意再给高纯一个机会。
2000年3月，药厂决定让高纯重新上班，岗位是技术部资料室普通员工。高纯在调令存根上签了字，但一直未上班，“签字只意味着收到，并不代表同意。”5月份，药厂发文，解除与高纯的劳动合同。
高纯继续到长沙、北京上访，幸运的是，他的事引起《工人日报》关注。10月底，该报刊发了题为《高纯为什么失去了工作》的文章，质疑药厂打击报复高纯。
药厂震怒，立刻以《致工人日报党组、主编的万言书》激烈回应，呈送给包括国家药监局在内的162个单位，同时在厂内各车间处室张贴。高纯说，那段时间，全厂上下多次开会“批高纯、爱企业”。不过，碍于声誉与颜面，药厂最终让步，2001年两次签订协议，同意给高纯办理内退、补上因下岗而少发的工资等。
高纯并不满意，虽然签了字领了钱，“当时是受罗永清胁迫，不得已而为之。”他随即将药厂告上法庭，要求由内退改为退休，这样可以拿到全额工资，而内退只发工资的80%。最后，他败诉而归。
高纯试图开辟新天地，但屡遇刁难。他说，1995年在广州找到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月薪5000元，且能分房，但因药厂不给提档而泡汤。他曾打算报考执业药师证，去药厂开证明，被以“不在岗”为由拒绝。
“药厂和省市官员之所以敢大规模造假，敢打击报复我，完全因为国家药监局不作为，甚至包庇纵容。”从2003年前后开始，高纯把矛头对准国家药监局，于是有了前面的故事。2008年，国家药监局并入卫生部后，他把战场挪至卫生部门前。
最近六七年，除进京上访，高纯多数时间呆在广州，杂七杂八干过不少活，如记者、医疗消费咨询员等。
没有退路
3月10日清晨，高纯和二哥拿着康复治疗方案，跟随岳阳市岳阳楼区信访局局长吴曙光等人从北京回到岳阳。一到火车站，又是罗生门。高纯说，他和二哥被送上一辆救护车，“医护人员问去哪里，我说他们没有安排好吗？医护人员说没有，我们只好下车，自己打的找宾馆。”
吴曙光则称，到岳阳前，高纯要求在华容县城租房住，到岳阳后，本计划直接送高纯过去，但车子开出不久，高纯又说累，想找宾馆休息，连行李和药品都没拿就下车走掉。因为高纯不配合，那份方案已经作废。再者，那份方案不是合同，不是协议，没有法律效力。7月1日，岳阳市有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商讨解决高纯的问题，20日前会拿出具体方案。
高纯的最新诉求中，大额索赔最为惹眼：15年的举报上访开支40万；工资损失75万；精神损害赔偿30万；细化康复治疗方案，每月陪护费2000元，生活营养费1500元……“我15年坚持不懈做的这些工作，对人民、对党、对政府，都是有益处、有贡献的，政府完全可以给予资助和补偿。”
“一些上访人员纯属私欲膨胀、无理取闹，企图通过上访向政府施压，获取不正当利益。”这是吴曙光所写材料中的一段话。记者问，高纯是否属于这种人，吴说，是。
“当初，药厂想拿30万堵我的嘴，我没要；境外有人出价20万，想了解中国医药的黑幕，我一口回绝。”高纯一如既往地表示，他坚持举报，主要因为无法容忍弄虚作假。
29岁到45岁，高纯的鼎盛年华大多耗在举报上，较真已成性格的一部分。2007年，数家媒体以赞许的口吻报道他，但因文内有不妥甚至杜撰之处，他毫不客气地要求刊登更正启事。高纯说，湖南一家报社拒绝道歉，他亲自跑去理论，结果被报社领导打坏耳朵，听力受损，至今没有复原。
2001年，因为性功能障碍，他慕名前往武汉某医院治疗，使用该院自制的HMCU-3注射液后效果明显，自那后，一直用。2006年，该院一名教授来电说，HMCU-3注射液未经临床审批和生产审批，是违规药品。他立刻跑到武汉查证，该院领导不承认是假药。他于是向湖北省药监局、国家药监局等举报，称该院用他进行违法人体试验。
大病初愈，高纯仍显虚弱，但说起过去15年，他能滔滔不绝讲一个下午，仿佛昨日。等身体稍好，他还要去北京，“因为岳阳说话不算话”，“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我无怨无悔，干上了，没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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