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生代农民工报告：面临四大生存发展困境

　　人民网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常红）深圳市总工会今日发布的“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工资待遇低，制度性歧视，身份认同危机， 劳资关系失衡，没有话语权四大问题。

　　工资待遇低，面临着生存困境

　　报告认为，目前普遍存在着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待遇偏低的问题，使他们面临着不少生存上的困境。

　　一是温饱层次的生活水平，将就式的生活方式。调查显示，很多企业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劳动者为了增加收入只有通过大量超时加班，形成了劳动者表面上主动愿意加班的现象，其实加班的根本原因就是工资太低。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即使通过加班获得的月平均工资也只有1838.6元，大约为2009年深圳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7%，新生代每月所得仅能够维持其本人最低生活水平，大多数的农民工只能精打细算、节俭度日。

　　二是缺乏正常的社会和家庭生活。农民工作为成年人应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但有46.8%的新生代仍然生活在集体空间内，生活空间狭小，缺少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生活。混合性、生存式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模式，使农民工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与自己的家庭生活在一起，长期出外打工，也影响了婚姻生活的稳定，有19.3%的已婚人员因打工造成了对婚姻的不利影响。在已婚有孩子的家庭中，有69.9%的孩子不能随父母一起生活，形成大量新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长期缺乏父爱或母爱及相关的教育，会形成家庭情感交流功能的弱化、心理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而留守儿童的经历对他们今后的社会认知、心理及行为都会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

　　三是始终奔波在城乡之间。在城市中工作，又不能在城市中安家居住，拆分式的生活方式虽然使企业支付了较低的工资，但另一方面又使新生代农民工保留了对城市和工厂、农村和土地的二元忠诚，使农民工成为一个独立的、流动的群体。他们长期在城乡之间奔波，始终处在城乡的摇摆之间，无法形成熟练的技术工人阶层，影响了企业长远发展和产业升级，同时也带来了其他的社会问题。他们平均1.24年回乡一次，尤其是选择春节回家，造成春运紧张、半城市化等社会问题。

　　四是更重视现实利益，而缺乏精神高度。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生存上的压力，价值观上更加现实，物质生活的贫乏也使新生代农民工不敢奢望爱情。他们正处于恋爱和结婚时间不长的阶段，但调查发现，他们并没有将婚姻、爱情放在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位置，这与他们现实的生存状态有关，他们认为有钱比婚姻更重要，有地位比爱情更重要。

　　制度性歧视，形成发展困境

　　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实行户籍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两大类，成为享受不同权利、承担不同义务的社会人群，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户籍制度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户籍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居住地，还决定了一个人的整个生活变迁和资源获取能力。农民工在就业、养老、医疗保障、子女教育、文化设施和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不能获得平等的权益保障，造成了他们诸多的困境。

　　社会保障制度的排斥。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断裂。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方面，实行的是城镇居民与农民工不同的保险制度，在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上更是以户籍为由将农民工排斥在外。

　　子女教育权的不平等。现行的教育制度及教育资源分配也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将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实行等级制，区别对待，使农民工子女难以享受到与城市户籍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发展困境之三是公共服务等权益上的不平等。作为政府，应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为所在地居民提供平等的公共福利，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但地方政府过多地考虑地方利益，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如社会救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方面以本地户籍作为申请的基本条件，排斥外地农民工分享当地经济发展成果。

　　身份认同危机，未来无方向感

　　身份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现代生活生存的首要问题，农民工从乡村迁往城市，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所面对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工作等具体的实际问题，而且还要面对身份转换和认同的问题，但新生代却在身份认同上产生了迷失，遇到了与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大的困惑。他们长时间脱离家乡的社会环境，对乡村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尽管很多新生代每年都回家一次，但更多的是遵守中国传统礼仪，回家多数是与父母团聚，他们对农村生活已经失去了兴趣，对他们来讲，土地不再是最后的保障，家乡也不是最终的归宿，他们希望摆脱对土地的依赖，所以对农民身份的认同变得模糊甚至不认同这一身份。

　　新生代农民工也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可以通过劳动在城市中居住生活，但新生代虽然工作在城市，拥有的却是残缺的生活，社会地位处在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下层，他们被边缘化并被排除在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之外。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外出打工不过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改变身份的途径，即使在城市中遭遇挫折或是失败，还有家庭和土地作为退路，土地为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化解了外出的社会风险，所以在经济上对城市没有产生依赖，在心理上对城市没有归属感，比较认同他们的农民身份。相反，务农经历越少，对农村规则、乡土观念的认同不那么强烈的新生代，已经接受和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希望在城市中生活的愿望要比老一代清晰明确，但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他们在户籍上依然是农民，面对着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的现状，他们处在“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尴尬处境。有的新生代表示出了无奈的情绪：“城市的繁荣有我们的功劳，却没能留下我们的脚步，我们只是无奈的打工一族。”

　　劳资关系失衡，没有话语权

　　改革开放之后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形成了大量的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农民工大部分直接进入的是这些企业，面对的是比较典型的市场经济下的劳资关系，严密控制的劳动过程、高强度的工作方式、低工资制度使个体劳动者处在极其弱势的地位，同时在法律上又缺乏相应的权利，不能实行市场经济下充分的劳资博弈，造成了劳资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形成了劳动关系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

　　一是劳动者的工资长期普遍偏低。长期以来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分配结构得不到改变，工资处在低水平状态，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分配比例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是职工民主参与程度低。职工民主参与是劳动者参与企业经济活动和管理活动，实施监督，促进企业决策民主和保障实现劳动者民主权利的重要制度。即使是法律明确规定劳动者在制定企业规章制度时可以民主参与，但该权利也不能得到保障。

　　三是职业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职业安全健康权是劳动者依法所享有的在劳动过程中不受职场危险因素侵害的权利，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降低生产成本，不对工人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影响劳动者的生命安全。

　　四是企业内部缺少畅通的沟通渠道。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是保持企业活力、促进劳资关系和谐、减少劳动争议的有效机制，调查发现，很多企业忽视员工利益，员工长时期心理、精神需求被忽视，缺乏正常的沟通机制和舒缓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