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直面“身份困惑” 受大委屈拿低收入

　　又是一个雨夜。天黑之后，狭窄的过道越发湿滑难走。本来就不宽的通道里，借住的外来务工人员晾满了衣服，湿哒哒地还在滴水。

　　大学生村官倪峥松拿着上一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名册，和负责综治的吴师傅一起，挨家挨户敲着门。奉贤区青村镇张弄村的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十多倍，每次人口普查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提高今年10月人口普查的效率，村里决定在7月底之前先完成一次摸底。“也就是要加班20多天。”倪峥松说。

　　吴师傅打前阵，小倪在后面按照登记表核对信息，发现变动及时修改。“我们村的人口流动非常大，两个月前的信息可能已经需要更新了。有些我还认识，有些根本就是生面孔。”每查完一家，就在门上做一个记号。“每天晚上要跑六七十家吧。”

　　倪峥松说，人口普查这样的工作，他不过就是从旁协助。“平时主要负责的还是文教和团委工作。过阵子村里拆迁的协调，才是真正的大项目。到时候要和村民一个个谈，想想就很艰难。”

　　奉贤区现有大学生村官200余名，分配在全区7个镇和一个农业园区，已经超过每村一名村官的覆盖率。第一批村官于2008年夏天入职，至今已经工作了两年。他们有些人从校园直接迈入了农村，有些人从市区企业毅然“跳槽”下乡。离合约期满还剩一年，面对去还是留的问题，他们都说：“我愿意。”

　　本报实习生 章涵意 见习记者 张春雷 摄影报道

　　我们是螺丝钉、便利贴

　　即便没有自己专属的条线，却在每一个条线的工作里“插了一手”

　　姚家村村支部书记徐佩华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台电脑。桌子底下的主机旁，搁着一把褐色的木制算盘。“我的电脑只是个摆设罢了。”徐书记说得很直白。

　　再过不久，大学生村官徐丹就要休产假了。但她手里的工作还没有交接完成。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她还得每天到村委会上班。

　　2008年7月报到那天，是她第二次走进这扇门。在那之前，奉贤区青村镇姚家村村委会只有3名村委干部，分管20多个条线。而作为姚家村土生土长的村民，徐丹在入职以前也只来过村委会一次。

　　那一次，毕业后一时没有找到工作的她知道了选聘村官的消息。

　　和大多数大学生村官一样，徐丹包办了村委会几乎全部整理资料、电脑文书等信息化工作。“一开始就是在打字，不停地输入文件。要说两年来的‘建树’，大概就是为村里建立了档案室，把资料文案进行归整，建立目录。这样检索起来比过去方便、规范多了。”

　　在徐丹的工作经历里，以村委干部身份独立与村民接触的机会无外乎开支部会议、接待村民上门咨询以及老年活动室的管理。本以为自己的法学专业可以在平时调解纠纷的时候派上用场，“但是一来这些场合我参与得不多，二来村里的人际矛盾很少能用法理来解决，靠的还是人情。”

　　“大学生就是比我们有文化。工作思路和文案语句都更正规。”徐书记对徐丹的工作十分满意。

　　村官们常常调侃自己，“我们是螺丝钉，哪里需要钉哪里。我们是便利贴，哪里缺人贴哪里。”即便没有自己专属的条线，却在每一个条线的工作里“插了一手”。

　　“我们现在正是积累沉淀的时期，加班也好、挨骂也好，都是积累。在农村，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认可。”2008年，倪峥松加入了奉贤区首批大学生村官的队伍。“少说多做”是他总结出来的处世之本。“进了村委班子，大学生村官才能真正获得话语权，才有选择的权利。不然，只能打下手。”

　　共青团上海市奉贤区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晶告诉记者，“进班子”也成为不少村官的“心头之痛”。“进两委班子对他们既是肯定，也是鼓舞。有些大学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进入班子，就会产生负面情绪影响工作。”

　　受大委屈，拿低收入

　　收入比市区是低不少，但是在农村，消费的机会也少，2000多也就够过日子了

　　“农民们都是种地为生，管理农副条线的工作可不只是浇浇水、洒洒药那么简单。”徐涛并不长的村官生涯里颇有几件“大事”。

　　“那一次称得上‘群体性事件’。一个小老板在村里造化粪池，挖出来的土随意堆放，堵住了地下渠道。正好那几天连日大雨，农田里的水漫了出来。当时，正逢农业中的‘三夏’工作前期，村民根本没法整理田地，一大拨村民纷纷跑到村委会拍桌子、提意见，怪我们工作不力。我们是不能争辩的，马上去现场调解，调用挖土机把地下渠道的口挖开，重新整理才顺利出水，避免农田被淹没。这样的事很多，别人撂下的烂摊子，得让我们来承担村民的指责，我们还要把问题解决了。”徐涛无奈地笑笑。

　　“还有一次，分明是一个村民自家的违章建筑堵塞了渠道，还来村委会让我们负责，蛮横得不行。他说话多难听都行，我们得心平气和地和他摆事实、讲道理。最后，这个村民自己回去把渠道疏通好了，回头还是找到村委书记告我们状。真是委屈极了！”徐涛说，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慢慢也就习惯了。

　　倪峥松也即将面临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张弄村马上面临拆迁的问题，到时候我要挨家挨户去和村民谈条件，这会是我职业生涯的一大关吧！”倪峥松的口气有些紧张。“这是牵涉到实际经济利益的问题，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是考验我的时候。要用有限的资源，让村民们乐意搬迁，免不了是一场‘恶仗’。”

　　倪峥松的专业是计算机，毕业后在市区的软件公司上过几年班。“还是喜欢农村，有家的感觉。收入比市区是低不少，但是在农村，消费的机会也少，2000多也就够过日子了。”据倪峥松说，像他这样的选聘村官，合约上写的收入是每年35000元，“但是每个村按照实际经济收入情况发放补贴。这和村里的条件密切相关。”倪峥松告诉记者，收入高的村官可能比经济状况差的村子的村委书记工资还要高。

　　奉贤区大学生村官联合会副秘书长卫浩表示，奉贤区“三支一扶”和选聘大学生村官目前的薪资水平是2—4万元/年不等，基本工资1500元/每月，年终根据考核发放相应津贴。招聘村官收入相对较低，为900—1100元/月不等。

　　李晶告诉记者，大学生村官制度在农村仍旧存在很多问题。“身份合法化问题总是首当其冲。另外，一些村官的福利待遇甚至可能超过了村委书记，而三类聘用制的村官福利待遇差距也比较大，这可能引发一些不平衡的问题。再者，就是情感支持上的缺失了。”

　　创业艰辛，坚持梦想

　　谁不想做出一番成就呢？也要靠机缘，还要克服很多困难。毕竟我们的经验尚浅

　　几个月前，村官俞志林为自己所在的申隆二村引进了养蝎产业。蝎子睡一间，自己睡在隔壁，每天“与蝎为邻”。房间的地上放满了一盆盆虫蛆，这是蝎子的食物。为了保持室内温度，大热天里，小房间里还开着热风机。虽然获得了上级的支持，但因为对农村经济环境等各方面都缺乏经验，养蝎产业仍旧举步维艰。“至今还是不赚不赔的状况。”大学生村官俞志林淡淡地说。

　　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塑造成大学生村官创新工作的先进榜样，常常被人提起。

　　“谁不想做出一番成就呢？也要靠机缘，还要克服很多困难。毕竟我们的经验尚浅。”徐涛眼下专心学习农业技能，“创新什么的等经验丰富了再说吧。大学的文凭就像一张上岗证书，代表我们有能力胜任，但在岗位上我们就是小学生。”

　　李晶说，大学生村官来到农村总是满怀一腔热情，对自己和工作的期望很高。“但实际上操作起来很困难。这很容易让他们产生没有用武之地的感觉，造成人才流失。他们需要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村官还是镇官？摇摆不定

　　现在，村官们只见借出去，不见还回来，根本没有机会培养他们

　　公路边，褪了色的指示牌上画着笔直的箭头：南桥镇沈陆村村民管理委员会，500米。

　　农田、小工厂、奶牛场，循着农村特有的气味走了十来分钟，才终于出现了一幢两层的小楼。沈陆村是奉贤区南桥镇经济状况排行倒数的村子。村委会办公楼和南桥镇政府大楼相比着实简陋了不少。

　　“好久没回来了。”王文静叹了口气。从去年9月开始借调到镇政府办公室工作，至今都没有“被归还”。“上一次回村里，到今天大概也有一个月了吧。真想念。”一进门，她就“姐姐，姐姐”地叫着村委干部们。

　　2008年，王文静经过考试获聘奉贤区南桥镇沈陆村村官，聘用期三年。“职位是书记、主任助理，主要负责组纪宣工作，文档管理、信息收集等。凡是需要电脑的都是我来。”像王文静这样的非本地大学生，既没有农村生活经验，又不通方言民情，很难与村民直接沟通交流的。“不过，村里的干部老师会带着我一起去家访或者调解。我们毕竟年轻，这种工作单独应付不来。多看看就能慢慢学到很多了。”

　　王文静和村委干部们一一打过招呼，才打开了走廊尽头办公室的门。长久没有通风的屋子散发出浮尘的味道，办公桌和电脑上都盖着薄薄的灰。“镇里最近搞宣传教育，我今天回来帮村里做两份文件。”不一会儿，记者看到，村里负责协保的老师拿着全村的地图，让她帮忙扩印。那边，负责工商的老师又让她帮忙打一份说明。正巧这天召开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的培训，她又被叫去拍几张照片。

　　“大学生村官啊，让我欢喜让我忧。”沈陆村村委会主任谢耀齐说，“这些大学生村官学习能力强，个人素养好，都是可造之材。但是我们想留，他们也想留，却都留不住。”

　　算上王文静，沈陆村一共来过三个大学生村官，三人加起来在村里服务的时间都不够三年。“之前两个也说是借调到镇里帮忙，直到三年合约期满都没有还回来，我看你也难了。”谢主任呷了口茶，“借调到镇里都是去做行政工作的，和农村几乎没有接触。这些文书工作在学校里还没做够么？在农村工作，和村民们打交道，这才是最直接的基层工作，第一手的基层资料，有效帮助村官们了解农村。何况还有一对一的带教老师反复修正他们的工作，才能不断提高。”

　　“到底是村官还是镇官呢？”村委会副书记范亚辉就是王文静的专门带教老师，只是这种师徒关系已经名存实亡。

　　“镇里给每个村子安排一位村官，我们都会制定一套培养方案。一般新上任的大学生村官需要经过半年适应期，两年辅助期，才能正式‘出道’。现在，村官们只见借出去，不见还回来，根本没有机会培养他们。三年合约一满，其实真正做村官的日子少得可怜，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收获和成长，简直是做了三年廉价杂工。”

　　“我都不想再要村官了。”谢主任接过王文静手里的茶，摇了摇头。

　　但共青团上海市奉贤区委员会青工青农部部长俞晓赟却是另一个说法，“借调”大学生村官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并不普遍，“一般不超过20%。按照相关规定，由市委选聘的村官必须留在基层，不可随意借调。有些村官调用到其他单位帮忙，也是进入一些与基层有关的部门工作，并没有脱离。选聘及招聘村官可能因为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临时工作被抽调，但是时间也不会很长。”

　　奉贤模式让大学生村官扎根农村

　　村官联合会联络感情集思广益

　　聘用期满的去向问题是大学生村官最担忧的问题。中组部曾专门出台文件，明确聘用期满大学生村官通过留村任职、考录公务员、自主创业、另行择业、继续学习深造等“五条出路”有序流动。此外，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享受助学贷款代偿政策以及考研加分和优先录取等政策。

　　目前，奉贤区青村镇已经有部分村官被正式任命担任条线干部，包括团支书、工会主席等职务。至于其他一些还没有具体条线的村官，也将遵循村里以及镇里的培训计划逐步成长，成为名副其实的“村官”。记者采访了几名大学生村官，他们都表示，对于现在的工作状态比较满意，愿意向农村基层干部学习。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自己在农村的光明前程，面对较为亲切的工作环境，以及大学生的优势特长带来的上升空间，几名村官都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农村，扎下根来。

　　此外，奉贤区对于大学生村官培养的机制很完善。上岗前，会对他们进行集中培训和考核。每个村官都配有一名村里的村委干部和一名镇里工作人员带教。每个月要撰写工作小结。老师每年有半个月时间必须亲自上岗带教。此外为了疏导村官们的心理，也为了能够了解他们的需求，奉贤区团委特别在政务网站上开通了“村官心声”栏目。

　　2008年11月，奉贤区青年联合会特别成立了大学生村官分会。村官联合会分成8个小组，分别为奉贤区的7个镇和1个农业园区。联合会设立一个主席，三个副主席，一个秘书长，三个副秘书长和八个组长，自主管理211名大学生村官。“我们每个月会开一次例会，搞一次大型活动，运动会、文艺演出、慈善活动等，来加强大学生村官的团队建设，同时也是展示自我的平台。”南桥镇村官王文静是大学生村官联合会的秘书长，“我们采用轮岗机制，每月活动轮流由每个镇组织策划。这对培养我们的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都很有好处。”

　　王文静说，每次的座谈会上，大家都会畅谈工作感想，提出自己的困惑，让大家一起帮忙出主意。“有些已经进入村委班子的前辈也来介绍经验，对我们是很大的激励。”只是，这样的场合，很少有经验丰富的干部老师们参加。大学生村官们还自己建立了QQ群，群里的讨论也很热闹。

　　■记者手记

　　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感受新农村的“新鲜人”。这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

　　不可否认，在进入农村之前，对农村、对大学生村官带着很多先入为主的印象。但是，到达奉贤的那一刻就被打破了。无论是外界的环境，还是办公的条件，以及大学生村官群体本身，都不是我所预想的那样粗糙、简陋抑或懵懂。其实，大学生村官和城市里的年轻白领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也是可爱的80后，也有自己的梦想和奋斗，只是他们选择了农村，选择了一片更需要他们的土壤。

　　很多困境是可以想象的，就好像我在那里遇到的一样：语言不通，生活僻静，交通不便。而更让我感触的，是我看到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碌着，在网络上热烈地谈论着，在下班之后过着普通的年轻人热衷的消闲生活，唱歌、聚餐、打牌、网游。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侃侃而谈，对工作的创意勃发，激情四射。即便是农村，即便现在仍旧操持着繁琐的文案工作，也是困不住这些年轻人的。他们能够给自己很好的定位，也为自己调整好了心态。

　　还需要什么？多一些机会，多一些支持。让他们去面对农村更本真的生活，面对新农村的农民，面对真实的农村，而不仅仅是困在方寸中的打字机器。让他们把心中的抱负和创意都说出来、做出来，让他们看到一种可能，那个可以成为源源不断的动力的可能。让他们知道离开城市，来到农村，真的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