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就创造更加公平开放投资环境举行发布会

　　7月15日，商务部召开“创造更加公平开放的投资环境”专题新闻发布会，外资司司长 刘亚军出席发布会并回答了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商务部办公厅副主任 沈丹阳主持。实录如下：

　　商务部办公厅副主任 沈丹阳：各位记者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出席商务部的专题发布会。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是“创造更加公平开放的投资环境”。

　　今年以来，利用外资情况一直受到新闻界朋友的广泛关注。今年4月初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商务部马秀红副部长，国家发改委张晓强副主任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向大家介绍了情况。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季度，媒体又聚焦到今年上半年利用外资的情况。作为外资的主管部门，商务部一直致力于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给外商投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今天，我们请来了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 刘亚军司长，为大家介绍上半年我国利用外资的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的提问。

　　首先请刘司长介绍情况。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 刘亚军：谢谢沈主任。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见面，向大家介绍中国吸收外资的情况，并回答你们关心的问题。首先，我简要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第一部分是当前我国吸收外资总体情况。

　　今年1－6月，全国非金融领域新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24万家，同比增长18.8％；实际使用外资514.3亿美元，同比增长19.6％，其中6月当月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39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125.1亿美元，同比增幅分别为8.3%和39.6％。到这个月为止，我们国家吸收外资已经连续11个月保持当月同比的正增长。也就是说，去年8月份在金融危机还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吸收外资已经开始实现当月数据的正增长，这说明我们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我们改善投资环境和扩大对外开放的举措，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从产业结构看，在三大领域当中，农林牧渔和服务业领域吸收外资增长比较快，1-6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幅分别达到79%和38.2%，制造业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增长，增幅为1.9%。服务业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比重提高的趋势比较明显，增加了6个百分点，所占比重达到44.9%。

　　从区域分布看，1－6月东、中、西部均实现了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家数、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双增长”：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家数同比分别增长19.1％、11.8％和31％，分别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84.3％、10.8％和4.9％；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分别增长19.3％、22.7％和20.8％，分别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86.8％、6.6％和6.7％。

　　从主要投资来源地看，1-6月份主要国别和地区对华投资都实现了比较快的增长，比如香港实际投资增长28.7%，新加坡增长36.5%，美国也实现15.1%的增长。

　　外商投资企业运营总体保持相对平稳态势。上半年，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7281.5亿美元，增长40.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3.7%。其中：出口额3853.1亿美元，同比增长33.6%，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4.7%；进口额3428.4亿美元，同比增长48.9%，占全国进口总额的52.8%。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产值8.8万亿，同比增长30%，占全国工业产值的27%。同期，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税收8478.7亿元，同比增长24.7%，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为21%。

　　借此机会，我向各位介绍一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的情况。

　　全国吸收外资在金融危机的前后经历较大幅度的起伏，但是作为各个地区开放型经济的窗口和平台的国家级技术开发区，其各项指标一直保持着比较平稳的增长。今年1-5月，56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吸收外资、进出口、实现工业产值和创造税收等方面增长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充分发挥了其窗口、示范和带动作用，产业聚集效应进一步显现。1-5月，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17家，同比增长1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2.1亿美元,同比增长21.9%，分别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7.4%和23.7%。进出口总额1682.2亿美元，同比增长45.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5.3%。实现工业总产值24688.9亿元，同比增长41.6%；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17809.1亿元，同比增长38.2%，占国家级开发区工业总产值的72.1%。创造财政收入2035.6亿元，同比增长53.3%；税收收入1756亿元，同比增长48.8%，其中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收入1041.8亿元，同比增长40.5%，占国家级开发区税收收入总额的59.3%。

　　促进国际服务外包发展，是商务部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今年1-5同业，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全国新增服务外包企业1105家，新增从业人员18.2万人（同比下降25.89%），其中大学毕业生达12.4万人，占68%。全国承接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55亿美元，同比增长139.2%，其中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39亿美元，同比增长106.3%。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发展，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调结构、稳外需、促就业、保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新亮点。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在200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意见，并且认定北京、上海这些示范城市之后，今年4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复函》，进一步从财政、税收、金融、劳动工时、电信、人才培训、海关监管、知识产权等方面出台了20项支持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目前各部门已经出台近20个配套文件，并将进一步出台具体的措施。这是我向各位介绍三个方面的情况。

　　最后我简单谈一下关于我国外资政策导向与投资环境。最近大家对这方面的问题关注得比较多，也许一会儿你们还会问到这方面的问题，我想主动做一点说明。首先要说明的是当前世界经济是一个高度一体化、分工高度精细化的格局，开放和合作是各国实现发展的基本途径，而跨国投资正是对外开放的基本载体之一。它不仅仅是解决资金的需求和资金的供给，更重要的是先进的技术、信息、管理经验、经营理念、营销渠道等多种关键要素的跨境交流和整合。这对于促进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而言，不论是在什么时候，不论是改革开放初期还是现在和将来都是十分重要的。事实证明，当前中国吸收外资较为充分的领域，也正是我们在各个方面发展比较好的领域。所以在今后的相关工作当中，我们仍然需要外资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仍将继续积极的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投资。

　　最近大家经常提到目前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包括外国投资者和国内的企业都认为目前的竞争更加激烈，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也正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标志。另外这也恰恰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的市场是开放的，为国内外的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舞台，这种良性的竞争必将促进中外合资企业共同成长，共同分享中国不断扩大市场所带来的发展机会。当然我们也充分的认识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投资环境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此，我要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历来正视投资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不断促进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投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享受充分的国民待遇，其权益受到宪法和各项法律的保护，各级政府部门与境外投资者及外商投资企业有关机构的交流和沟通的渠道也是畅通的，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在深化外商投资体制改革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方面采取大量的措施，今后我们将继续坚持下去。

　　刚才沈主任提到，前阶段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强调中国将继续改善投资环境，继续扩大利用外资。所以，我相信，在中国的政府、社会以及企业各界，包括我们的媒体共同努力下，我们的投资环境应该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欢迎。

　　沈丹阳：谢谢刘司长详细的介绍，刚才刘司长介绍了上半年利用外资的情况、国家经济技术发展区、服务外包的情况，同时就外资政策导向和投资环境问题作了说明。下面是提问时间。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刘司长说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占的比重差距是比较大的，现在中部地区外商投资促进政策已经出台，那么西部引资有没有优惠政策？第二，我从刚才您介绍的情况来看，目前的趋势是制造业外资比例在下降，服务业在上升，这样会不会形成短期的阵痛，结构调整了，但是两相比较而言，这样的趋势会造成失业的增加？谢谢。

　　刘亚军：先回答关于西部大开发支持政策的问题，关于西部大开发，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国家就已经出台了关于应对金融危机保持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针对金融危机期间西部经济发展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大家知道，最近刚刚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将对西部大开发继续给予支持政策。其中，特别强调的是促进产业有序转移，也就是引导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梯度转移，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的发展，并给予积极的鼓励政策。

　　第二方面，也是在产业发展方面，我们不仅要促进西部地区承接制造业的转移，同时也积极推动西部服务业的发展。目前西部地区服务业的发展相对落后一些，而事实上它的发展空间也很大。而且服务业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它受地域空间、自然的环境和交通地理基础设施的限制相对少一些，比如与电子信息服务相关的业务，无论是在西安还是在上海，无论是在乌鲁木齐还是在广东，它都是一样的速度。因此。在发展服务业方面，西部地区本身也有一定的条件，我们在政策方面也将积极地鼓励，特别是对于西部地区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国家将给予相应的支持。

　　在财政税收政策方面，将对西部地区企业继续实施鼓励政策，包括：对西部地区鼓励类的内外资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税率的优惠政策，对西部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贷款贴息，中央投资支持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发展等等。

　　从产业政策角度，将对西部地区实施有差别的产业政策，对西部地区的特色和优势产业，实行相应的支持扶持政策。我们将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为每个省和地区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特点的优势产业目录，并对这些产业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扶持。

　　第二个问题，关于服务业所占比重提高的问题。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资的产业结构就是不断变化的，服务业所占的比重提高，某种程度上说明我们吸收外资的产业结构在不断改善。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主要是承接来自于海外的加工制造，特别是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的制造业领域的外商投资占了很大比重，而现在服务业所占比重在逐渐的上升。就你所关注的就业问题而言，服务业本身也承载大量的就业。比如有的服务外包项目，一个企业就有几万人，它所吸纳的就业量是非常大的。

　　刚才我介绍的数据提到，今年1-5月，服务外包企业吸收的就业人数是18万人，其中大学毕业生是12.4万人。去年全年我们的服务外包吸纳的就业是70万人，其中大学毕业生将近50万人，全国的大学毕业生大概是600万人，我们能够吸纳将近50万人的就业，说明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无论发展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无论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还是发挥外商投资对各方面的促进作用来讲，就业问题永远是我们制定政策时要非常关注的要素。

　　凤凰卫视：第一，关于西部引资的问题。一方面很多企业在摩拳擦掌准备下一个十年战略，但是我们也看到像家乐福这样的企业宣布要退出西部了，这给很多企业以警示，我们想问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对于西部引资你认为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第二，前一阵中美战略对话的时候，美国很多企业说中国投资环境恶化，向有关部门提供一些建议，我们想问后续的进展如何？谢谢。

　　刘亚军：我非常高兴，前两个记者提出的问题都是关于西部发展的，说明西部引起大家的关注，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我们希望通过各种方式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你说家乐福退出西部，我不知道这个提法从何而来，我只听说是关闭了一家店。家乐福关闭这家店是经营上的微调，家乐福妥善处理了涉及供应商和员工方面的相关问题，并没有说要退出西部，我相信家乐福不会退出西部那么大一块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个案，而不应该代表整体的趋势，也更不代表西部的投资环境出现恶化的趋势。恰恰相反，这些年来，包括你所关注的家乐福等零售企业进军西部，在西部地区的发展应该还是比较快的。我们也特别的鼓励包括零售企业到我们的西部地区，到我们的二线城市发展。

　　第二个问题，关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涉及到的投资环境方面的问题。其实，我们一直在充分的听取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只能原则性回答你，我们在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如果你关注哪一个具体的问题，我还可以做具体的回答。如果仅仅是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在不断的改善投资环境，这是我们的重要工作，而且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善投资环境，因为各国吸收外资的竞争主要是投资环境的竞争。当然，投资环境是多方面、多因素的，不仅仅包括政策环境，还包括市场环境等。

　　关于你追问的自主创新政策，这是一个老问题，我们相关的主管部门已经明确地解释，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对内外资企业是一视同仁的。大家对原来的规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和解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相关部门已经在开展2010年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的通知中做了调整，并且上网公开征求各方面意见了。

　　环球时报记者：第一个问题，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6月初在上海明确说，今年7月底会出台具体的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放松的措施，而且美国国安会的重量级人物都讨论过具体的议案，在走法律程序。从引进外资的角度来讲，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来讲，我们的外资在引进这些项目进入中国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重点政策给予支持。第二个问题，有报道说，今年上半年我们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大概是3500亿，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4%，这54%是大头，换句话说，是不是外资企业在承担中美经济不平衡的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有至少一半的责任。谢谢。

　　刘亚军：刚才说到放宽出口管制的问题，我们当然非常欢迎美国放宽对中国高技术的出口管制，我们希望不仅仅是一个口头上的承诺，更希望落到实处。从中国政府角度讲，中国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是一以贯之的政策，从80年代开始，我们就有鼓励先进技术企业的政策，后来我们有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鼓励政策，具体包括税收、投资便利化等方面的各项措施。这次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了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首先就是强调要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这方面已经有一些支持政策，将来还会有进一步的鼓励政策。

　　第二个问题，关于外商投资在贸易平衡方面承担的责任，作为一个企业，按照政府的规则和市场的规则去从事它的进出口，好像还不好用哪类企业承担什么责任这个说法来评价这件事情。当然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对于整个全国的贸易结构是有影响的，因为它占了半壁江山，其实不仅仅是今天我说的这个数字，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都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半数左右，对于全国的进出口结构当然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在促进贸易结构平衡方面的工作也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但是我不赞成单独的把外商投资企业拎出来，去评价它在进出口平衡方面的作用。因为平衡贸易不是企业的责任。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我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鼓励进口，而且我们也并没有刻意的追求贸易的顺差。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政府的引导和企业自身的适应市场的进出口的活动，我们的贸易结构一定会越来越平衡，包括你刚才所谈到的对方政府放宽技术管制方面的限制等等，这些都是有利于平衡的。我们认为促进这种贸易平衡，不仅仅是在于一个方面的努力，而是在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新华社记者：刚才您已经公布的数据说到我们已经连续11个月吸收外资都是增长的趋势，请您预测一下今年下半年我们国家在吸收外资方面有怎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态势？谢谢。

　　刘亚军：从目前的形势看，今年上半年的发展情况是比较平稳的。今天上午统计局的新闻发布会也对全国的经济形势也做了一些分析，整个全国的经济形势总体还是平稳发展的。今年下半年全国吸收外资的情况取决于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国际的环境，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如何，全球的跨国投资是一个什么样的恢复态势。这里有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里面有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上调到4.6%，这个评价还是很高的。无论预期的数字准确度有多高，从某个角度体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增长总体上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从中国经济角度来讲，根据今天上午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GDP增长11.1%，全年中国整体经济形势还是一个向好的发展趋势。而且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多家国际机构也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跨国投资的首选地，是最佳的投资目的地。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总体趋势是有利于中国下半年吸收外资发展的。

　　话说回来，由于不确定因素也非常多，我不能绝对地对今年下半年做出多么具体、准确的数字预测，因为有很多东西并不取决于中国这一方面的环境，也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这一方面的努力。可能还会受到全球经济形势发展的影响，比如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发展的趋向，其他国家会不会出现一些新的、不同的动向，这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相信今年下半年总的趋势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新京报记者：第一，我记得刚才您说6月份当月的FDI是125.1亿美元，我查了一下，这个数据可能不仅是上半年而且是过去13月，甚至更远的时间单月金额最大的一个月，我想请教，在全球国际国内复苏的情况之下，这个数字怎么理解。第二，我关注房地产业吸收外资的数据，因为商务部之后没有披露单个领域，一季度房地产外资增长是25.2%，高于7.65的增速，我想知道二季度是什么样的水平，在国内调控房地产的局势之下，是不是对外资进入房地产值得警惕？谢谢。

　　刘亚军：今年六月份当月的数据是125亿美元，看起来确实比较高，可能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是由于统计本身的因素，每逢6月和12月，数据相对会高一点，这是历年都可能出现的情况。第二方面，很重要的是投资者信心的恢复，就是从金融危机以来投资者信心的恢复，这是实实在在地导致这个数据结果的关键点。

　　你谈到的房地产投资问题，1-6月份，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与上半年全国的房地产整体发展的趋势总体上是一致的。当然，外资投资企业可能由于有一些资金投入期限的安排，比如有一些比较大的项目，根据出资期限如期履约，实际到资还是比较高的。实际上外商投资房地产在全国房地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并不是很高，仅占不到4%。面对国家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外商投资企业跟内资企业一样，同样要受到调控政策的影响。我们关注外商投资房地产的发展，特别是比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当然，从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外商投资房地产整体发展情况是比较健康的，而且它主要是以普通住宅为主，普通住宅的项目占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比重在70%左右，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尽管今年上半年外资房地产增长幅度比较大，但是相比较而言，投资额度还不到2008年上半年的水平。因此，这并不能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超出正常情况的、特别的增长，主要是相对于2009年同期的一种增长。

　　美联社记者：您刚才提到国民待遇对于本土和国外的企业都是一样的，而且除了商务部以外的部门也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欧美有一些商会仍然有一些反映，在地方政府的层面，他们在执行一些比如包括竞标和采购方面，仍然存在是给国内的企业有优先的现象，请问，商务部这边有没有具体的措施，包括规范地方政府，在具体实行这个事情上真正可以做到使中国的和国外的企业一视同仁的情况？谢谢。

　　刘亚军：在制度上，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是一致的，对内外资企业都是同等待遇，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执行上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这样的要求，我相信地方政府也是按照这个规则去做。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不知你说的是哪一个具体情况，我也无法做出判断，如果有这种情况，是在执行规则上出现了问题，可以就具体的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判断和解决。我想这是个案，不应该是普遍性的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由于今年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涨，使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选择去孟加拉、越南、印度低成本的地区去投资，我们商务部对这个是否有担忧，对这个趋势有什么样的预测？谢谢。

　　刘亚军：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现在的劳动力成本确实是在上升，上升的趋势是一个事实，而且劳动力成本上升也不仅仅是在中国，据我所知，包括东南亚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都在上升。第二，从成本因素角度来讲，劳动力成本仅是成本因素当中一个部分。第三，从投资环境角度来讲，成本因素又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从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角度，劳动力成本对于整个投资的影响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当然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投资者来说一分钱的利益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成本上升的一个问题。

　　从到中国来投资的企业的角度来讲，根据这种成本方面的变化也正在做生产布局的一些调整，包括产品结构的调整，包括区域布局的调整。在产品结构调整上，从改革技术、创新技术、跟上下游合作的角度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从区域结构调整来讲，可能会有一些企业有产业转移的考虑。据我们所了解，有一些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正在考虑向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最近出现本田罢工和富士康事件之后才出现的，产业转移一直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我们中西部地区的很多投资都来源于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市场的因素和地域发展空间的因素等等。

　　至于你所说的向东南亚地区的转移，我不排除有这种现象，但是至少到目前我们并没有听到有大量的向东南亚转移或者是说有大批这种转移的计划。据我们所了解，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在整体上认可中国的环境。一是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但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是比较低的，还是有竞争力的。二是中国的综合成本还是低的，还是有竞争力的。三是我们现在不仅仅是依赖于这种成本的竞争优势，我们更多的是向综合的竞争优势转变。整个中国的投资环境，包括市场空间和产业配套，包括劳动力的素质，也包括政策环境等等各个方面还是非常具有竞争优势的。所以，我相信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整个外商投资不会有很大的影响。这种上升的过程也恰恰促使我们沿海地区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我相信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好事。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工人多拿到一些收入，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中国日报记者：第一，最近世行发布关于2010年跨国投资的报告，里面将中国列为吸引外资限制最多的国家，不知道对于这样的说法商务部是什么样的态度？第二，刚才您提到觉得下半年吸引外资的情况是不错的，可不可以再具体一些，您刚才提到今年1-6月份中国吸引外资的金额是增长19.6%，近20%，您觉得这样的趋势可以持续吗？

　　刘亚军：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世行的报告，世行的报告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这个报告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一个是行业准入，一个是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一个是取得用地，一个是商业仲裁。我觉得从这四个方面去判断投资环境还很不完善和很不充分。因为这四个方面仅仅是投资环境的一部分或者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方面就像我刚才所讲到的，包括市场的容量、经济的成长性、产业配套、政策软环境，包括劳动力的素质、成本和劳动力的供给等等。从准入和政府体制的角度来讲，各个国家的体制又不一致，把实行不同管理体制的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放到一起，把87个国家放到一起来做对比，恐怕这种可比性值得商榷。

　　就他们说的这四个方面，可能对中国的评价也有一些偏差，如果说中国是.限制最严的，这肯定是存在认识上的问题。比如关于市场准入，我这里有几个数据，按照世贸组织的分类，中国承诺并已经开放的服务贸易部门已经高达100个，这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54个），我们开放100个比开放54个的限制要严吗？即便是美国，仅仅也是101个，而其号称是最开放的国家。我们今年又出台了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开放我们的投资领域。我们的外商投资产业导向目录已经做了四次修改，每一次修改都增加鼓励类，减少限制类。最近，我们又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修改，正在收集各方面的意见。这是市场准入的情况。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的程序，我再举一个例子，最近这两年我们已经取消和简化5类的审批，已经把25大类的审批全下放给地方，应该说我们审批是大大简化。再举一个例子，商务部2009年直接受理的审批事项，涉及到外商投资的审批事项只有298个，而2008年是3000多个，一年减少了90%，其他全下放给地方。关于审批程序，我们是在不断地改善，在不断地简化和下放。而且，我们正在探索在线审批和合同格式化审批等等。

　　关于工业用地的限制，这一点大家都可以理解，中国的土地资源960万平方公里，但是可用地的面积并不是很大，而我们有人口13亿多，马上就到14亿，人均可用地面积是非常紧张的，在这样有限的土地资源情况下，我们采取了相对规范的用地审批管理程序，我相信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认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能说我们在用地方面有限制，我们在用地方面有规范、公开、透明的规则，到目前为止，外商投资企业申请用地基本都得到了保证。如果说中国在这方面限制最多，我觉得也不一定成立。

　　关于商业仲裁，我们有商业仲裁的制度，有司法救济的制度，也有行政诉讼的办法，还有政府投诉调节的功能。

　　因此，从以上这些角度来讲，我认为世行这个评价至少从结论上我们并不能认同。当然我们愿意对世行的报告进行认真的研究，我相信这里面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有值得认真研究的地方，也有值得从中寻找投资环境不足的地方，我们也愿意通过研究这个报告吸收其他国家比较好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从而不断地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不断地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第二个问题关于外资趋势的问题，其实之前我已经做了回答。目前，从几个方面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向好的。如果世界经济保持相对比较好的恢复态势，不出现大的波动，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讲，各方面的投资者认可中国是最佳的投资目的地。从这些方面来看，我相信投资者在今年下半年还是很看重中国的投资市场，我相信今年下半年吸收外资总体上会有比较好的发展。

　　国际商报记者：第一个问题，关于西部引资，西部大开发已经十年了，刚才根据刘司长的介绍，西部地区实际引资的比重在全国仍然是比较小，只有6.7%，这是不是利用外商投资方式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特别鼓励直接投资，忽略了多元化投资的问题，请问政府部门有没有考虑多元化利用外商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比如让这些外资的私募基金进入进行股权并购投资，参与国企的并购改造等问题。第二个问题，自从4月13号国务院发布利用外资若干意见，也就是利用外资二十条以来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能否给我们介绍落实的情况，尤其是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公开发行股票，这个在年内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刘亚军：第一个问题，感谢今天的记者朋友们，开头两个和最后一个提问都落在西部地区，看来大家确确实实非常关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所占的比重不是很高，这是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西部地区本身有很大的增长，但全国都在增长，而且沿海地区这几年也发展得非常快，所以西部地区在结构中所占比重上不多。但是，实际上在西部地区吸收外资的内部结构有很多非常好的变化，近年来大型跨国公司，还有一些高技术产业在西部地区取得了很大发展。另外，从总量的角度来讲，毕竟西部地区相对来说是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以及它的经济基础等等各个方面受到很大的制约，所以想通过一项政策在一夜之间或者一两年让它有一个大的变化是比较困难的，这里有一个慢慢培育的过程。

　　现在我们重点强调两个方面：一是推动从东部向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我们希望东部地区的产业更多转移到西部地区，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优势。二是强调向西开放，过去我们强调从沿海向西部地区推进的梯度式开放格局，现在我们强调在从沿海向西部地区推进的同时，要把西部开放的窗口和通道打开。比如在新疆建设欧亚大陆桥，在云南等地区建立向西开放的通道，像我们经常提到的“打造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打通向西开放的通道、建设向西开放的平台”等等。通过西部开放、沿边开放的战略，实现东部和西部双向和多向的开发。因此，向西开放战略是促进西部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刚才你提到投资方式的问题。其实我们对在西部地区的投资方式并没有什么限制，而且在西部地区也鼓励多种方式投资，包括你提到的并购国有企业、私募基金投资等等，这些方式都是允许的。你刚才所说到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这在制度上也没有障碍。总之，我相信西部地区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最近关于进一步做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一定会对西部下一步的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效果，这种效果不仅仅是吸引海外到西部地区的投资，可能更现实、更有直接作用的是吸引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谢谢。

　　沈丹阳：谢谢刘司长，也谢谢各位记者朋友。本次专题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