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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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经济话语权 大公与国际巨头掰手腕
发布与西方迥异的国家信用等级报告,国际社会何时接受待检验
●掌握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就等于控制了一个国家金融体系运行的主导权。与美国坐享AAA级国家信用等级形成显著差异的是,自1994年开始,标准普尔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连续10年一直维持在BBB级。直到2006年,标准普尔才迫于压力,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调升为A。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国际信用评级越来越需要中国的视角、标准和声音。大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亚洲信用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奠定中国在国际区域市场的主导地位。
●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为何能够垄断全世界92%的评级市场?关键在于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开放金融市场,世界各国企业、政府都可以来融资,而要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就必须取得美国信用评级作为通行证。假如中国金融市场不开放,假如外国企业和政府在中国金融市场无法融资,又有何必要看重、遵循中国的信用评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公司,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凭借信用降级来毁灭一个国家,有的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这里提到的穆迪公司是美国最大的评级机构之一,它还有两个兄弟,分别是美国的标准普尔和美国的惠誉国际。
上周,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国际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一个中国企业———大公国际不仅发布了自己的信用等级的报告,而且这份报告还“剥夺”了美国的AAA顶级信用评级。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大公国际“给西方降级”的举动轰动国际社会。
近一周来国际知名媒体相继发表长篇累牍的相关报道,其中对于来自中国大公国际的这份评级报告,让早已习惯由三大评级机构把世界分成三六九等的美国迅速感到了不适。事实上,倍受震动的不仅仅是美国,在短短几天时间里,这一报告已在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世界引起了爆炸性的连锁反应。
17日,上述报告发布者———大公国际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在京就此热点话题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面对记者抛出的敏感问题,他直言不讳:下一步要建立亚洲信用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奠定中国在国际区域市场的主导地位；2014年前,建立全球信用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奠定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大国地位。
事实上,即便关建中本人未对其公司未来的发展路径进行如此清晰的展望,外界也已给其报告和公司使命贴上了“庄重”的标签,在外媒看来,大公国际此举不仅仅是向三大评级机构发起了业务上的挑战,更是担当起了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争夺话语权的重任。
以小搏大“掰手腕”引来质疑不断
信用评级又称资信评级,是一种为社会提供资信信息,或为企业提供决策参考的中介服务,能公开对市场上的交易双方产生影响。它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1902年,穆迪公司的创始人约翰·穆迪,开始对当时发行的铁路债券进行评级。此后,信用评级覆盖了各种金融产品及其他领域
大公国际的报告甫一出炉,便受到了国内外各方广泛的关注,除了褒扬,质疑的声音也不在少数,譬如有人质疑:大公国际的报告与穆迪、标普、惠誉存在很大差距,其判断标准和依据能否站得住脚?
对此疑问,关建中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直言,大公国际此番出具的报告,之所以与国际三大“权威机构”的结果不同,源于各自评定标准的差异。
对于大公国际做出的评级标准及结果,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教授给出了正面的评价。“大公国际的评价标准是科学合理的。”王雍君分析说,一个国家在经济平稳时期和经济动荡时期,抵御风险、稳定财政的机制和做法是不同的———西方的评价体系是将国家放在平稳运行的环境中,市场以及相关制度乃关键因素；而在经济出现衰退、波动的时候,国家强大的财政力量和调控力度,则更有助于国家抵御风险、减轻债务负担、构筑国家信用。并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区别,也应该在评价体系中得到重视。
逐渐失控的国际信用评级话语权
现在的国际信用评级业,无论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务信用评级,还是一家公司的信用评级,均被美国的三大评级公司所垄断。外资早已垄断了中国的信用评级业。其中,美国三大评级机构通过参股等形式已控制了中国2/3以上的信用评级市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等一系列新兴市场经济体表现相对好于发达国家,强化了后来者挑战老霸权的底气。然而,大公国际这家综合实力显然还不可与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提并论的公司一夜之间闻名国际资本市场。
“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长期以来,在国际信用评级领域中,依然是发达国家的声音占据绝对主流。”华安远见投资顾问公司的研究人士也分析说,美国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机构垄断了整个评级业务的90%以上。
“美国的一些所谓权威信用评级机构与被评级公司已形成利益共同体,缺乏了应有的公正性。”关建中援引相关数据和资料指出:2009年,美国中央政府对内债务达8.6万亿美元,对外债务为3.7万亿美元,是其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864倍,财政收入的5.5倍；同年经济增长率为-2.4%,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0.0%。自2000年以来,美国政府债务增长率平均为7.9%,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7%,财政收入增长率平均为0.8%———显然,美国已陷入资不抵债的严重危机中,但长期以来,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依然给美国定为AAA的最高等级。
与美国坐享AAA级国家信用等级形成显著差异的是,从1994年开始,标准普尔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连续10年一直维持在BBB级。标准普尔的这一做法,直接导致我国所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普遍成为“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投机级”。直到2004年,标准普尔才迫于压力,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调升至BBB+；2005年调升为A-；2006年调升为A。
国际信用评级业务已涉及主权信用评级、金融机构评级、证券评级、保险公司支付能力评级等诸多领域,成为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其金融体系的安全。掌握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就等于控制了一个国家金融体系运行的主导权。“西方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中没有做到有效的风险预警,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张之骧教授尖锐地指出,在次贷危机中,评级机构往往给了那些抵押产品比较高的评级,里面难免有一些利益牵连的因素；而从国际范围看,希腊债务危机发生之前,其主权债早已大大超过限度,直到事态严重之后,各评级公司才采取了一些措施降低评级,此举反过来又造成了经济的加速崩溃。
穆迪、标准普尔等美国信用评级公司在欧洲债务危机中的“卓越”表现,在使欧洲国家陷入债务困境的同时,进一步确立了自身的权威性,因而被称为“金融警察”。评论人士进而指出,这个警察如果想“整”一个国家,只需“动动手”就可以了———降低这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使该国企业的评级应声而降,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因此备受争议,被一些发展中国家斥为“强权工具”。
中国评级机构的抱负与漫漫长路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俄罗斯、日本等开始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或着手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今年4月底,欧盟宣布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俄罗斯、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已经或正在制定更为严厉的评级监管法规,着手扶持和保护本国评级机构发展
金融危机提供了一种可能,加速了以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为代表的西方信用评级机构的崩溃瓦解进程,三大评级机构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中遭到了质疑。张之骧教授说:“甚至美国人自己对于他们的评级也非常不满。”
国家商务部研究院的梅新育博士也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过后,三大评级机构在评级领域的垄断及其造成的负面作用进一步暴露。这一次危机与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不同；上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都发生在新兴国家、边缘国家,即使那些评级机构暴露出来一些问题,也没有相应的替代力量；此次金融危机,策源地是美国这样的“经济霸权”国家,而新兴经济体的相对力量上升,为替代力量的评级机构创造出了条件。
张之骧说,国家在信用评级中的劣势地位,直接影响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表现,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被发达国家机构和观念所垄断的评级领域形成的话语霸权,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种无形的桎梏。
对三大评级机构的不满,给中国的评级机构的成长提供了空间。而在世界经济中担任越来越重要角色的中国,也看到了评级机构的重要性。事实上,大公国际此番抛出的研究报告,不仅引发了普通民众和专家学者对于中国国家信用等级的关注,也在官方层面引发了鼓励之声。“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吴红上周就公开表示,目前许多国家信用评级正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通过掌握评级话语权抵制现行不公正的国际评级体系正在成为一种潮流,这为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评级新规则、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中国评级机构是否能够健康发展、被广泛承认,并建立起公信度,这需要长时间的历练和考量。”受访的专家们普遍认为,国际社会接受一个新的评级体系需要一定的时间,也需要事实的检验。
国际社会何时接受这个中国评级企业自身“研制”的评价标准?在梅新育博士看来,话语权的变化实际上与经济的走势密切相关:“提升信用评级影响力、自主权,不仅仅意味着我们的所得,也意味着我们的付出。我们对外企在国内上市、未来外国政府在国内发行债券、在海外投资等问题上,需要用更长远的目光、从更高的层次去看待,为了得到更大的成就,在小的损失上不要计较得失。”
大公“走出去”需要金融市场适度开放
“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放到首次发布50国信用等级报告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身上,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时势造英雄”之后,大公国际还需要什么?
首先,需要的是客观公正的舆论环境。西方世界对非西方国家挑战其霸权倍感不适,因此对大公国际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本是情理之中；倘若我们自己也不假思索地跟着西方某些舆论的调子起哄,那就可悲了。
其次,大公信用评级需要合理的监管规则,以保证其健康成长。我们应当禁止信用评级机构同时从事金融工具信用评级、基金业绩评价和机构投资者的咨询服务等多种业务,因为上述多种业务之间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可能损害其中立、客观。2001年底以来的国际金融市场诚信危机已经充分显示了会计师事务所同时从事审计、咨询业务所隐含的利益冲突,以及这种利益冲突对会计师事务所中立、客观立场的损害,我们不能在信用评级领域重蹈覆辙。
合理的监管规则包括避免过度强调将信用评级列为法定监管要求,因为信用评级一旦成为法定的监管要求,就可能产生新的扭曲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发行人和证券推销机构会寻求“采购”最廉价或最宽松的评级,并赋予评级机构某种特权。合理的监管规则更需要消除、避免对大公国际这类内资机构的逆向歧视,以及对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盲目追捧。
最后,大公信用评级需要中国金融市场的适度开放才能有效地走向世界。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为何能够垄断全世界92%的评级市场?关键在于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开放金融市场,世界各国企业、政府都可以来融资,而要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就必须取得美国信用评级作为通行证。假如中国金融市场不开放,假如外国企业和政府在中国金融市场无法获取融资,又有何必要看重、遵循中国的信用评级?
梅新育
(国家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郑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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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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