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内涝 如何防怎么治：城市安全应放首位(组图)

　　7月19日，靠近渠江一带的广安老城区街道一片汪洋。由于四川渠江上游连降暴雨，形成特大洪水，导致中下游的广安市老城区靠近渠江一带每条街道都不同程度进水，抗洪形势严峻。目前，当地抗洪抢险工作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中。新华社发(杜修战 摄)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150多年前法国文学家雨果在书中这样写道——这句话在城市内涝频发的今天，重新读来或许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刘宁在国新办今日（7月2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入夏以来，南方地区发生汛情，部分城市遭遇强暴雨袭击，引发城市严重内涝，100多个县级以上城市一度进水。

　　自古以来，城市择水而建，高水而居。可以说，有了水，城市便有了生命。

　　然而，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不时为雨水灾害所困扰，水成了城市的一块“心病”。今夏，在一波接一波的暴雨侵袭之下，不少城市再度沦为“东方威尼斯”，令人们不得不重新关注城市建设的“暗流”：我们的城市排水系统为何如此脆弱？是规划跟不上发展，还是我们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存在深层次的矛盾？城市内涝到底应该如何防，怎么治？

　　城市安全应放首位

　　暴雨之后，江西赣州一条名不见经传的福寿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CFP供图（来源：浙江日报）
　　这套宋人设计建造的排水系统，千年之后仍护佑一座城市免受雨水浸泡。“在现在保存完好的古建筑中，都能找到完整的排水系统。良好的城市排水系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采访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水系统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孔彦鸿向记者介绍。遗憾的是，这个朴素的道理在如火如荼的建设浪潮中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城市内涝的集中出现，暴露出前些年我们的城市建设过于急功近利，过于注重地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认为，“城市建设应该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必须先地下，后地上，打牢根基。一些城市对地下建设的投入和重视不足，造成了我们地下管网排水系统的脆弱。”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晓陶对此表示认同：“城市暴雨洪水的防治是我国防洪体系的一个软肋。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面积迅速扩张，重地上而轻地下的问题普遍存在。”

　　程晓陶告诉记者，城市排涝系统的建设不仅缺少统筹规划，投入明显不足，而且许多城市连地下管网分布的基本情况也不掌握。而对于城市地下空间的大量开发利用，也缺乏基本的防洪保护措施。随意填埋可调蓄涝水的水面、将城区河道改造成道路、挖断排水管、堵塞排水管……这些现象屡见不鲜。

　　“水往低处流，城市水网是一个系统。近年来城市雨水灾害的爆发，我认为是几十年来超常规建设发展过程中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集中反映。”孔彦鸿评价。

　　近20年来，我国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城市建设用地迅速增加，城区内大部分地面采用了非透水式的硬化铺装，而城市内的水塘、洼地与农田等可调蓄地表径流的水体与透水地面却不断减少。再加上多数城市只是路建到哪里，管道就修到哪里，缺乏相应的雨水系统规划来指导排水系统建设，这就使得雨水管网系统性较差，对管道使用周期的长期性考虑不足。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沿江沿海城市的扩张尤为迅猛。在这种背景下，水灾害加剧与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交织在一起，使得城市水安全保障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艰巨。”程晓陶强调。

　　杨保军提醒，城市建设过程中，满足城市基本安全应该是第一位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必须树立正确的城市建设观、政绩观，尽早建立一个安全的、综合的城市防灾体系。“并不是我们的设计能力不够，常常是设计出来就停留在图纸上，地方政府还是想着先弄地面的再说。”他说，“其实，只有地下的东西牢靠了，地面上的繁华才能真正有价值、有保障。”

　　三分在规划，七分靠管理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法国文学家雨果在书中这样写道。这句话在城市内涝频发的今天听来，尤为痛心。

　　2009年，广州市曾斥资9亿元进行“水浸街”改造，但今年广州依然半月之内两次水漫全城，这使人们领略了城市内涝防范与治理的难度。

　　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文虎认为，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分而治之，直接影响了城市排水系统的管理效率。在他看来，目前最主要的问题，不在规划能力不够，而是执行过程中不尊重规划，“谢谢指导”之后，还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做。

　　杨保军告诉记者，城市排水系统一方面考虑防洪要求，一方面考虑排涝需要。目前我国大城市的防洪标准一般都是按照一二百年一遇的水平来建设，中小城市也是按照几十年一遇的标准。而雨水、污水排放管道，一般根据会水面积、暴雨强度以及多年的气象条件科学计算出管径大小。

　　“市政基础设施的标准应该是适度超前，要有前瞻性，但也不能过度超前。有一些说法认为城市排水系统应该一步到位，可一方面资金不够，另一方面排污管径过大，长期达不到流量，流速较慢，容易造成沉淀，运行维护的问题也很多。当然，永久性防洪工程，可以做到一劳永逸，这需要区别对待。”杨保军表示。

　　“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标准本身，而在于是不是按标准去做了。哪怕有一小段做得不足，大堤也会从最薄弱的那一段决口。”杨保军强调。

　　在杨保军看来， 三分在规划，七分靠管理。“比如泵站，两三年都没遇到洪水，可能就疏于维护，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要启动泵站时，结果发现已经生锈了，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很多城市注意到了城市水灾害的防治问题。”孔彦鸿告诉记者，哈尔滨、济南、滕州等城市都开始了有益实践。

　　程晓陶介绍说，日本战后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也曾面临同样的困扰。1982年，就在长崎市为战后奇迹般重建的成就而自豪时，一次特大暴雨的袭击令整个城市陷入瘫痪，299人因灾丧生，超过2万辆小汽车受损。这次灾害在日本建立起了“城市型水灾害”的概念。而如今，为了解决城市内涝问题，大阪要在地下27米处修直径10米的排水管道，东京甚至要建到地下50米，以避开多层开发的地铁系统。

　　“付出的代价之大可以想见。”程晓陶一再强调，“我国城市化进程方兴未艾，新城区建设再也不能走先地上后地下的老路了。”

　　从以排为主到蓄水利用

　　传统的排水模式强调以排为主，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往往是在整个城市内修建排水管网系统，设置排水泵站，把雨水、洪水尽快排出城外或排入下游水系，即主要依靠工程措施来解决城市的防洪排涝问题。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既美化城市又能蓄水防涝、循环利用的方法？

　　孔彦鸿认为：“传统的排水方式除了要建高标准的排水系统外，也将导致排水系统下游洪峰流量增加，使下游发生洪水的频率上升。同时，由于城市内蓄滞洪水面减少，降低了对洪水的滞洪和泄洪能力，即使在整个城市中花巨资修建了排水管网系统，防洪排涝风险仍然很大。而且传统的排水模式很少考虑把珍贵的雨水资源滞留在城市内并加以利用，即使在我国严重缺水的城市，绝大部分的雨水也是白白流掉。”

　　“如果能够调蓄，实现自我循环，不但能够改善城市小气候，还可以实现中水回用、生态水循环，可以用来浇灌树木等等。”杨保军说。

　　正在上海世博园城市最佳实践区展出的荷兰鹿特丹案例，就讲述了城市水循环系统的一种思路。鹿特丹展馆总代表马索介绍，荷兰鹿特丹市位于海平面以下，经常面临海水倒灌的威胁，同时城区洼地众多，排涝压力很大。鹿特丹开创了“水广场”防涝及雨水利用系统。水广场顺地势而建，由形状、大小和高度各不相同的水池组成，水池间有渠相连。平时是市民娱乐休闲的广场；暴雨来临，就变成一个防涝系统。由于雨水流向地势更低洼的水广场，街道上就不会有积水。所有水池布成一张循环网络，雨量大时，从大水池中分流到沟渠，雨量小时，水又回流入大水池。雨水不仅可在水池间循环流动，还能被抽取储存为淡水资源。

　　“目前我国只有少数城市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如何构筑科学完备的工程体系，防范暴雨的同时对雨水加以回收使用，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思路、新课题，可做的工作还很多。”杨保军说。

　　孔彦鸿也认为，结合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源头化收集利用雨水，将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协调，与雨水的资源化利用和源头减排有机结合起来，是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我国城市型水灾害的防治将是长期艰巨的任务。”程晓陶建议，政府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的同时，既需要将规划公布社会，也必须将风险告诉民众，以争取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　颜维琦　李金桀　何平）

　　链接 城市排水实践举例

　　日本·千叶县

　　千叶县的雨水调蓄设施主要由湿地、跑步道、草坪广场和游戏广场等雨水可渗入的设施组成。周围堤岸上设计保留了原有的地形、地貌和植被、植物。湿地周边水生植物茂盛，坡面上做了绿化，在保持良好净化作用的同时使景色清新自然，吸引了附近居民和儿童前来休闲、玩耍。在枯水期，景观池维持整个调蓄设施中唯一的亲水区域，人们可以到这里来散步、娱乐和休闲；在丰水期，当暴雨来临时，警报提醒游人疏散，此时的游戏广场、草坪广场作为雨水调蓄渗透塘进行蓄水，暴雨过后储蓄的雨水下渗，在削减洪峰流量的同时补充地下水源。

　　德国·汉堡

　　在德国汉堡，城市有容量很大的地下调蓄库，在洪水期有很强的调度水量能力。这种大规模的城市地下蓄水，既保证汛期排水通畅，又实现了雨水的合理利用。

　　德国近年来推广的新型雨水处理系统——“洼地—渗渠系统”，是包括各个就地设置的洼地、渗渠等组成的设施。这些设施与带有孔洞的排水管道连接，形成一个分散的雨水处理系统。通过雨水在低洼草地中短期储存和在渗渠中的长期储存，保证尽可能多的雨水得以下渗，不仅大大减少了雨洪暴雨径流，同时由于及时补充了地下水，可以防止地面沉降，从而使城市水文生态系统形成良性循环。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