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一片净土梵天

　　田涛

　　我曾经去过贵州几次，都是围绕着关于苗族习惯法和所谓《苗律》、《苗例》进行的田野调查。贵州的美丽山水风光和那里淳朴的乡情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事实上我已经完成了《苗律虚无考》的工作，只是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原因，迟迟没有发表。然而我心中一直想着能为贵州做点什么，恰好胡戎恩博士到贵州铜仁地区挂职，他是我在上海政法学院的同事，他谈起贵州农民集体土地流转现象普遍出现，并且已经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

　　胡博士是立法学家，他认为当前农村土地流动问题应当纳入立法研究的范畴，并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以规范已经普遍出现的土地流转状况。胡博士还认为，有必要对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实际情况进行一次专门的社会调查，深入了解参与到土地流转的当事人的主体身份，了解和掌握土地流转相关契约的实际形态，以及了解土地流转中存在的资本转移和财产权利的转让变化，这些调查的结果不但涉及土地流转的法律问题，也必然涉及随之而来的身份变化，例如在农业经营大户产生的同时，是否会随之产生“受雇”或者“失地”人员，这些人员在农业经营大户参与劳动生产时的身份变化和报酬领取。

　　显然，农村的土地资源或者山场林地资源，以及水力资源是有限的，在有些地区甚至可能是稀缺的，这些有限的资源，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是否会重新分配，其分配的公平性、合法性的标准如何界定，主持这种分配的管理者在分配过程中的权威性和效率如何评价，因这种重新分配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如何调处，当然还包括在土地流转和资源重新分配过程中是否会诱发新的社会矛盾，以及应当产生的救济方式和应对措施等问题，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召唤我再一次走进贵州，走进这号称“梵天净土”的绿水青山，走进一座座令人无限遐思的苗寨，我好像找到了一次回报贵州的机会。

　　这次调查是由胡戎恩博士发起和主持的，在动身前他想尽办法筹措资金，因为他知道我是不愿意参与任何所谓“官方课题”的，我也不愿意因为我们的研究而领取各种所谓的“官方经费”，因为在我的心中一直有一种吃了别人嘴软，拿了别人手短的顾虑，甚至还担心落入“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潜规则，我的狭隘也使我们的调查或多或少地招致困难和非议，但是我仍然坚持独立自主地进行研究，并且深信只有这样，研究的结果才能够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胡戎恩博士通过温州商会，他个人在上海、贵州的友人，甚至自己掏腰包筹措到了调查需要的费用，包括参与调查的人员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前往贵州的往返交通费和深入铜仁地区的各种支出，终于在2009年春天，实现了我们贵州铜仁地区土地流转问题调查的心愿。

　　参与调查的其他成员大部分参加过由我主持的徽州调查，已经具备了田野调查的丰富经验，有些同志甚至可以独立从事标本采集和访谈录音的工作，其中我的学生王旭博士曾多次跟随我走入青山绿水，北京众志阡陌农业研究中心主任胡敏、助理刘永兴则更具有良好的组织能力，完全可以在田野调查中独当一面。随行的摄影师牛涛女士，曾参加徽州调查，有着很强的专业摄像技术，尤其善于对标本进行现场拍照。另外，学生赵勇、赵楠楠等，也在出发前经过专门的训练，足以胜任录音录像，标本取样和分类工作。

　　这次调查于2009年4月17日开始至4月28日止，先后历时8天，除了在铜仁地区了解一般地方志和自然情况以外，还前往铜仁市、江口县、石阡县、思南县、印江县、松桃县进行实地调查。调查过程中共计采集了二百余件标本，回到北京后，对这些标本又进行了修复和分类，在上海由王旭博士对全部录音和录像资料进行了整理。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蒋浩先生，以及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侯春杰小姐。然而我们最应该感谢的还有那些铜仁地区各级领导，尤其是辛勤工作在基层的县、乡各级领导，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各族同胞和乡亲们，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次调查是无法进行的。

　　我们谨以此书献给贵州的所有朋友们，献给所有关心中国农民命运的朋友们，献给贵州铜仁地区的那一片绿水青山、净土梵天。

　　有限的资源，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是否会重新分配，其分配的公平性、合法性的标准如何界定，以及在土地流转和资源重新分配过程中是否会诱发新的社会矛盾，以及应当产生的救济方式和应对措施等问题，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召唤我再一次走进贵州，走进这号称“梵天净土”的绿水青山，走进一座座令人无限遐思的苗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