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大龙
记得1985年春天刚接触《中国法制报》时，我还是一名在湖南郴州商校读书的学生。我从报亭买了一份《中国法制报》，随手翻阅起来，觉得法制类报纸很新鲜、也很有趣。那时，我和同学林君总是赛着写文章。晚上在宿舍写稿，第二天赶快上街寄稿。《中国法制报》那些可敬的编辑老师，从不嫌弃一个未走出校门的青年身上那种稚气。可用的稿件，他们及时编发；不行的，也认真指正。
参加工作后，结婚生子，逐渐有了家室之累，有时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描述的诗样人生了。于是似乎就有了借口，一天天懒将下去。一日，正酒酣耳热之时，我的同事刘运田女士打来了电话：“最近怎么都不写了？青年人的寒热症又发作了？”几句简单的话，令我惶惶之下，不禁冷汗涔涔。终于重拾热情，至少写一些本地地理变迁、人文变革的小文章，一为娱人，二为警己。十年下来，竟也有了薄薄一叠了。
在我写稿寄稿的过程中，《法制日报》(1988年1月1日，《中国法制报》正式更名为《法制日报》)的编辑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与鼓励，至今心存感激。在我阅读的报刊杂志中，《法制日报》是我最喜爱的报刊。每当下乡归来，来不及擦掉脸上的汗水，来不及弹去身上的灰尘，就匆匆走进办公室，寻找最新的《法制日报》，生怕去迟了给别人拿去。记得1990年3月12日那天下午，我在村里召开村干部会议，回来晚了，走进乡政府办公室，未见当日的《法制日报》，心中有些郁闷。大声问秘书：“《法制日报》哪个拿走了？”秘书当时火气也很大，我们俩人一来二往，大声地吵了起来，惊动了乡政府院内所有的人。后来，乡人大主任为了平息事态，硬是想方设法给我找回了那天的《法制日报》……现在，时隔20年了，每当想起此事，总觉得心中有愧，悔不该对秘书发那么大的火。
有段时期，我似乎与《法制日报》有了心灵之约，寄出稿件后，一段时间过去了，我会突然想起文章的情况，往往就是那天，我很早就到处寻报纸，经常是一翻就找到自己的文章。过后我一直诧异，编辑老师并没有事先告知我发稿情况，我似乎真的与《法制日报》之间存在着第六感觉呢！
与《法制日报》结缘，不仅是从中汲取营养，更多的似乎是对《法制日报》的那种情愫。闲暇之时，翻开那一份份已然泛黄的《法制日报》，我找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字眼、一篇篇启迪人生的文章。当如此众多的文章萦绕在我心间的时候，30年法治中国的足迹就赫然在眼前。
(作者系湖南省永兴县蔬菜局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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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Newshoo)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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