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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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年弹指一挥间，容颜易老，沉冤难雪。个中甘苦，只有裴树唐心里最明白 |
她害我进监狱但她是个好人
文/图 羊城晚报特派甘肃记者 鲁钇山
他，本是一介书生
生活安宁平静
一次单独辅导之后
成了“强奸”学生的老师
24年来从未认罪……
她，本是平凡女生
爱唱歌有天赋
一次寻常补课之后
与未婚夫一起状告老师强奸
24年后承认诬告……
1986年8月5日下午3时许，原甘肃省武威市文化馆干部裴树唐，召集部分文艺骨干在自己的办公室研究职工业余文艺调演的有关事宜。会后，因业余歌手刘建萍唱法有误，裴树唐单独为其辅导，至下午7时许结束。
9天后，刘建萍在其未婚夫的陪同下，突然以强奸对裴树唐提出控告。1986年8月30日，裴树唐被逮捕。1986年12月17日，原武威市(今凉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裴树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裴树唐两次上诉，但均被维持原判。
上周三，裴案在武威中院开庭再审。
庭上，现年48岁的刘建萍当庭作证，称其24年前所作“被强奸”的供述是假的。整个事件是有人精心策划的一个“局”，而她只是一个棋子。此语一出，举世震惊。
如今，裴树唐的7年有期徒刑已经服完，而他的申诉之路也已走了整整24年。“是她害得我进了监狱，但也是她主动站出来帮我洗清冤屈。我不恨她，她只是身不由己。她是一个好人。”
刘建萍到底是何许人？她和裴树唐之间到底发生怎样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茫茫24年来，她过的是怎样一种日子？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在甘肃武威、兰州等地展开深入调查，试图还原这桩“冤案”。
但是，案件似乎已陷入一个深度迷局———刘建萍已离婚再嫁，因担心影响目前的生活，对往事一直三缄其口；而当年一审法院主审法官蒲克仁、原武威市文化馆馆长汤希道、副馆长俞鸿康等关键人物，已相继离世……
连日来，“武威文化馆前辅导老师”裴树唐成了一位媒体接待员。每天迎来送往，与无数记者攀谈、对话。谈24年前的那次“辅导”，谈24年来他所写的3007份申诉，谈整个事件的拐点以及他的希望。但对于被抓捕的详细经过、在看守所和监狱里7年的牢狱生活，他一直守口如瓶。
今日凌晨零时，羊城晚报记者在裴树唐借住的简陋房间里与他盘腿对坐。旁边，一只黄色老猫冷眼旁观。裴树唐用报纸卷起了长长纸烟，深吸一口，凝神细看记者，又将记者名片在闪烁的灯光下反复端详，最后，他轻轻咳了一声，开始说话———
游街
“当时会议刚开始，他们到我跟前跟我确认了一下身份，就大声地说‘你涉嫌强奸罪，你被逮捕了’，当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从文化馆到公安机关一路上有200多人围观‘强奸犯’……”
“既然要说所受的那些委屈，就从我平生觉得最委屈的那一天讲起吧，那并不比蹲监狱好受！那是1986年8月14日……”裴树唐这样开场。那天，距离他给刘建萍辅导已经过去9天，他以为此事已经过去。当天上午，他正在武威市二轻局开会，而且坐在主席台上。但就是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两个警察在文化馆副馆长俞鸿康的引领下走向了毫无准备的他。
“当时会议刚开始，他们到我跟前跟我确认了一下身份，就大声地说‘你涉嫌强奸罪，你被逮捕了’，当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全都惊呆了。我看了下他们手里拿的证件，是个拘传证，上面写的涉嫌罪名是‘奸侮罪’，而法律根本没这个罪名。他们说完，让我签了字，就直接用手铐把我铐起来，并拿着手枪对着我，带我从大门出去。平常开会的时候，主席台都是冲着大门的，但不知为什么，那天的会场是反过来布置的，大门就在主席台后面。所有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清我被带走的全过程，听清警察说的每一句话……我感觉这一切的场景都是被策划好的，我只是一个不知情的演员。”
从二轻局去公安机关，没有警车，是一路走着过去的。“当时看到这个情景，很多人都来看热闹，有认识我的，也有不认识的，加起来至少有一两百人。有人问：‘裴老师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俞鸿康副馆长很‘热情’地当起了义务解说员，‘他干了坏事了，强奸妇女了……’。每有人问，他都这么说。没人问的时候，他自己也会说上两句。”
裴树唐气愤地站了起来：“法律早已不允许的‘游街示众’，就这样变相地被用在了我的身上。而那时，我还仅仅是被‘拘传’。此后几天，几乎整个武威都知道我‘强奸’了人了，我就算有一万张嘴都说不清楚……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妻子女儿早已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哭成了泪人……”
牢头
“看守所的生活是比较无聊的，有时候，大家也会想一些办法来自我娱乐。比如，有些人把馍馍用手捏成方形，然后在上面画上红桃黑桃什么的，拿来打牌，看得人乐不可支……”裴树唐只是偶尔看看，然后走开。他还是坚持不停申诉。
稍后事情的发展急转直下。“就是在那年8月份的一天，按武威的说法就是‘秋老虎’来的时候，天气跟现在一样热得让人难受，有两个警察把我逮捕了，我就来到了看守所。”
“早就听说新人在看守所里会被老犯人欺负，但我没有。因为平常经常组织群众文艺活动抛头露面，里面有一些犯人认识我，其中还不乏身强力壮的。他们跟大家打了招呼，‘谁也不许欺负裴老师’，我的担心渐渐没有了。”
因为裴树唐一直在写申诉，有些犯人便开始求他帮忙写些起诉书、答辩状什么的，裴树唐也乐意帮忙。这么一来二去的，裴树唐倒成了个“名人”，大家都来找他。“见我人挺和善，人缘人品也都不错，看守所的领导任命我为‘监道长’。一个监道管着15到16间监仓，大的监仓关12、13个人，小的5到6个人。这些监仓的钥匙都在我这里，放风的时候我给大家开门，而根据规定我自己监仓门一般是不用关的，不然就没法帮别人开了。他们调侃说我是个‘牢头’，我则跟他们讲，说我‘牢头’可以，但我不是‘狱霸’。”
“看守所的生活是比较无聊的，大家都在等待判决，心情也不稳定，很容易打架，我只劝架但从不参与其中。有时候，大家也会想一些办法来自我娱乐。比如，有些人把馍馍用手捏成方形，然后在上面画上红桃黑桃什么的，拿来打牌，看得人乐不可支。有的人一不小心还会把‘牌’给吃了，但事后必须拿馍馍再做一个给人家补上。”
在大家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裴树唐只是偶尔看看，然后走开。他还是坚持不停申诉。“我跟他们说我是冤枉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也相信，只是当时的法官不相信，我没有办法。烦闷中，我学会了抽烟。现在我抽的这种自己用报纸卷的长烟，那时的看守所里几乎人人会卷会抽。这是大家排遣郁闷的最好办法。”
师表
“我们那个监狱当时生产地毯，我白天负责监督地毯的质量、计算毛料之类的工作。到了晚上，我就去给大家上文化课。我在里面待了7年，就整整教了7年，从小学5年级一直教到高中2年级。”
1987年3月，二审判决生效，裴树唐被从看守所转到甘肃省某监狱服刑。
鉴于裴树唐文学功底颇为深厚，监狱的领导让他担任起了对其他犯人文化课教学的任务，所教的科目是语文。“我们那个监狱当时生产地毯，我白天负责监督地毯的质量、计算毛料之类的工作。到了晚上，我就去给大家上文化课。我在里面待了7年，就整整教了7年，从小学5年级一直教到高中2年级。”
“上完了课，他们都去看电视，我没有。我继续写申诉，但是我渐渐发现每次抄一封发出去这样太慢，就开始想办法。后来一个朋友来看望我，我就让他带一份出去，帮我复印很多份，然后再让我的家人发出去。”
为了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裴树唐在狱中还写起了血书。“每次写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手指咬开，”裴树唐伸出了自己的右手食指，“不知写了多少次，咬了好，好了咬，再咬再好……现在这个手指的指尖已经没什么感觉了。那些血书中的一部分现在还在卷宗里，虽然血腥，但所述句句属实。”
监狱认为裴树唐的表现很好，曾经数十次对其进行表扬和物质嘉奖。“监狱在7年里曾经有6次要给我减刑，但我都没同意。我跟监狱的领导说：‘我本就没有罪，需要什么减刑？’领导们跟我说：‘我们给你减刑又不影响你申诉。我们减刑是因为你在监狱里面表现好，跟其他的无关’。但我就是不同意，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我不能接受。”
“虽然当时身在监狱，但我也知道，家人们为了我的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受尽了人家的白眼，儿子女儿不敢跟小伙伴们一起玩，因为她们经常会追着他们喊‘强奸犯’，让她们暗自哭泣……我一定要讨回公道，不光是为了我。”
7年之后，裴树唐离开了监狱。他变卖了可以变卖的家产，替人打工拉车，给餐馆洗碗，颠沛流离，四处借债，继续申诉。终于，2000年，案件的“被害人”刘建萍找到他，双膝跪倒……案件自此出现了转机。
今年7月27日，裴树唐在一个茶馆里见到了很多相识已久但却多年未曾谋面的朋友。大家正在演出娱乐，他们都很清楚裴树唐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们热烈鼓掌希望裴树唐登台。但裴树唐婉言谢绝了。
“等到我真正洗清冤屈的那一天再登台吧。毕竟案子还没有判。我相信法院会有一个公正的判决……”
一场噩梦
“他们一直把我逼了七八天……汤馆长还说，只要我告，就可把我和曹武安的工作调到文化馆。我被逼得无路可走，又怕他们散布（谣言），就违心抄写他们事先写好的告发材料，被他们逼着去了公安局。”
“我一听到警车响，或见到公安人员，就怕得要命，梦里都哭醒过多少次，我痛苦得自杀过好几次，可都被救了过来……”刘建萍说，这就是她多年来最真实的生活写照。
1986年8月5日下午，酷爱歌唱艺术的刘建萍到武威市文化馆参加了一个关于文艺演出的会议。她会后在原武威地区秦剧团音乐老师严中全的伴奏下练唱。严中全向羊城晚报记者回忆说：“刘建萍练唱时我就发现，她是个好苗子，只是方言比较重，我当时就让裴树唐老师给她纠正辅导一下”。
这一辅导就到了当晚7时。刘建萍的未婚夫曹武安来了，心生怀疑，但他很快弄清是自己误会了，第二天还专门到文化馆去道歉。刘建萍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不想，8月6日下午，与裴树唐宿怨甚深的武威市文化馆馆长汤希道又把刘建萍和曹武安叫去“问情况”，其间还把曹武安单独叫走聊了半天。晚上，曹武安告诉刘建萍：“文化馆的领导说裴树唐不是个好东西，你就是被强奸了！”曹武安还又打又骂，扬言要告诉刘的父母和单位上所有的人，要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刘被强奸了，让她永远嫁不出去。
刘建萍说：“后来，文化馆的领导又找了我，让我告（裴树唐），说我被强奸了。不知道（他们）对曹武安说了啥，曹武安对我打骂威逼得更加厉害了，我当时告诉他们说：‘没有这事，我不告！’他们一直把我逼了七八天，天天到我家找我。汤馆长还说，只要我告，就可把我和曹武安的工作调到文化馆。我被逼得无路可走，又怕他们散布（谣言），就违心抄写他们事先写好的告发材料，被他们逼着去了公安局。”
刘建萍对公安局里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到公安局后，一切都是汤馆长等人在报案，尽管我一直都在哭，一句话也没讲，可他们硬逼我按上手印报了假案……”
一个决定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世上没有永远的秘密，这桩假案的真相，迟早都会被查清揭穿的，一旦真相大白，我必将是第一个难逃法网的罪人。我好悔呀，到那时我将如何面对（裴）老师，如何面对社会，如何面对家人呢？”
刘建萍一直想把真相说出来，然而阻力重重。
“我想把实情说出来，可是汤馆长他们威逼我说，反正报案材料已经这样了，如果你再改口就会判你诬告罪，要判刑坐牢的，千万记住，以后不管谁再问，都只能按材料上写的说，不能改口，要不然就会抓你去坐牢……他们还让曹武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走到哪儿，曹武安就跟到哪儿，根本就没有机会单独行动。”刘建萍说。
“曹武安后来还逼我跟他领取了结婚证，名正言顺地把我限制了起来。我痛苦悔恨，可又能给谁去说呢？这以后，不管公安局还是法院要找我的时候，都是文化馆俞鸿康副馆长先到我们家，或者到单位事先通知我，并一再叮咛我一切都必须按材料上说，不能改口。要不然就抓我坐牢、判刑。他们还亲自送我到公安局或法院，并一直在大门外等我出来，问我是不是按照他们教我说的那样说……”
活泼开朗的刘建萍开始变得郁郁寡欢，少言寡语，精神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公安干警的偶尔出现，街坊邻居的轻声交谈，路上行人的无意一瞥，都会使她心惊胆战。刘建萍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世上没有永远的秘密，这桩假案的真相，迟早都会被查清揭穿的，一旦真相大白，我必将是第一个难逃法网的罪人。我好悔呀，到那时我将如何面对（裴）老师，如何面对社会，如何面对家人呢？”她决心，一定要找机会再次说出真相！
1987年3月，在裴树唐案件审理期间，裴的辩护律师尹平发现了案件中的诸多疑点，最后决定找刘建萍核实相关情况。刘建萍当时就告诉尹平：“我感觉内疚啊，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啊……”
然而，就在几天后，武威中院参与裴树唐案审理的法官孔祥荣见到了这份足可扭转本案的刘建萍的笔录。他向尹平借走了笔录原件，这份证据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再后来，裴树唐被判了7年。现已84岁高龄的尹平说：“当时个别审判人员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不惜去掩盖事情的真相。”
一种坚持
“（法官）极力向我做工作说‘你现在又推翻案子，把人家的问题平反了，你可最少要坐7年牢哩，你想想划不划得来？’”这次，刘建萍不听这些，她坚持着。
为了让刘建萍封口，“布局者”们煞费苦心，安排了一出“戏”。
刘建萍回忆：“一天中午，中级法院的孔祥荣来我家中，诡秘而急切地叮嘱我，明日省院来人调查裴案时千万不能改口否定被奸，否则我会被立即抓往兰州坐牢，判刑7年。”其后，文化馆汤希道、俞鸿康二人也于下午登门，对刘轮番哄吓诱骗。丈夫曹武安则酗酒持刀威胁，扬言如不咬定被奸属实，就杀死全家人。刘说：“第二天，他们又对我训斥哄吓，我领会到，如实陈述案情，我不但不能从宽，反而会被立即抓去坐牢。只有重复被奸谎言，才能平安无事。我权衡个人得失后，冲破了心理底线，只能违心（继续说谎）……”为使谎言逼真，并推翻之前的翻证，“布局者”还让刘建萍指控，她是受律师之劝而改口的。对此，刘没有答应。
刘建萍说：“这次之后，我终于看清了文化馆的领导和曹武安一伙的卑鄙手段，也看清了这桩假案背后有着太多的污秽……”2000年，刘建萍与曹武安正式离婚。同年，她找到已经出狱的裴树唐，双膝跪下，递上了自己的悔过信。善良的裴老师扶起了她，没有一句责备，没有一句怨言。望着已被冤狱岁月和精神压力催老的裴树唐，刘建萍泪如泉涌泣声难止。
2005年7月11日，武威中院举行了一个听证会，对此案进行“复查”。法庭上，刘建萍再次说出真相。刘建萍还记得当时法官的训斥———“真是好话坏话全由奸妇口中出！”她说：“会后，（法官）极力向我做工作说‘你现在又推翻案子，把人家的问题平反了，你可最少要坐7年牢哩，你想想划不划得来？’”这次，刘建萍不听这些，她坚持着。
为了帮裴树唐讨回公道，刘建萍后来把自己经营的面馆顶手出去了，她带着所得的3000元跟裴树唐一起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申诉。去年2月，最高院指令对本案进行再审。上周三，武威中院正式开庭再审本案。平时一般都是三个人组成合议庭，这次变成了五个，法院表示对本案非常重视。案件将择日宣判。
“我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裴老师沉冤得雪。”这是刘建萍连日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绳悟语
·林洁 梁克毅·
关于裴树唐，一直有一个没有得到证实的“揣测”：24年前，审理裴树唐强奸一案的审判人员当时就是存有疑虑的。
因为，裴树唐这个“强奸犯”居然只被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
如今，在司法实践中，强奸罪的量刑越来越轻。可是，在24年前可不是这么回事，强奸妇女的量刑都偏重，动不动被判处死刑的比比皆是。这几天，还有媒体专门回顾了1984年的一个冤案———由于当事人的误认和办案人员的不负责任，年仅23岁的河南小伙子魏清安被误判为强奸犯。他5月被枪决，6月真凶就落网了。
而7年有期徒刑在当年怎么看都是个有点怪异的“轻判”，更何况裴树唐这个“强奸犯”还死不认罪，没有任何可以从轻的理由。
可以查到的是“一审法院认定，当日下午裴树唐乘其他人下班后，对青年演员刘建萍起歹意，紧锁房门对刘进行了强奸，上列事实由证人、受害人证言证实”。也就是说，当年这个强奸案，仅凭受害人刘建萍的控诉以及其未婚夫的证言就定罪了。而那些疑点“受害人何以9天后才报案？”“受害人何以没有任何物证？”等等，全都被忽略了。
如许年，当一桩桩冤案被揭开时，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有罪推定”在作祟。
直到今天，“重证言轻证据”的例子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依然大量存在———就在本报记者在甘肃探寻裴树唐“强奸案”真相时，被浙江警方误捕的广东打工妹林贝欣终于回家了，因为一张遗失的身份证、因为犯罪团伙成员在公安机关的一句供词，这个19岁的姑娘被警察千里迢迢“请”到了义乌，一路上还毫无遮掩地戴着手铐。
与裴树唐、赵作海、佘祥林比起来，林贝欣实在是个“好命”的人———她只失去了12天的自由、在看守所洗了几天厕所而已，不用花24年写申诉状。不论如何，这或许说明我们的司法制度是在不断“完善”、不断“进步”中的，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公安政法机关办错案、抓错人的几率并不高。
可是，这就好比民航安全系数———它确实很少出事，它比汽车安全得多，但一出事就是大事、就是无法挽回的阴阳相隔，是再多的安全飞行记录也无法弥合的恐惧。
昨天，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梁伟发在出席一次会议时说，个别民警违法违纪案件时有发生，个别单位纪律作风有所松弛，队伍当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所产生的影响，是我们做多少工作，破多少案件，付出多少流血牺牲都难以挽回的。
司法的公开公平公正，是最不能被影响的。因为那牵扯着公民对国家的信任。
裴树唐也好，林贝欣也罢，传递的是同一种呼唤：中国刑事鉴证体系的完善步伐，应该要更快一点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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