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俊芳 一个举报女的梦魇人生

　　来源：读者报·影响力周刊

　　在金满酒籯店被夺走之后，宋俊芳五进北京，公安厅长三次批示，在无尽的等待中，宋俊芳的举报之路仍然遥遥无期

　　宋俊芳 一个举报女的梦魇人生

　　□本报记者 吴力 发自武汉

　　“永远难忘去年的八月。”离不幸发生才一年，沧桑的巨变常常让宋俊芳感叹不已。

　　宋俊芳今年刚满40岁，从她的脸上看到的不是一个成熟女人的魅力，而是疲惫和忧郁。高挑的个子掩不住内心的善良和柔弱，脸上的神情已过早地被忧郁所占据，她言谈并不机敏，甚至很多东西要想很久才能勉强回忆起来—让人很难想到她当初在酒店行业“赤手回澜”的英姿。

　　“八月”惊魂

　　对于宋俊芳来说，去年的八月是人生中的“黑色八月”。

　　她梦魇般的日子开始于两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一个是新版“农夫与蛇”；另一个是早有预谋的“巧缺，加上黑势力“豪夺”，最终实现“空手套白狼”。宋俊芳投资一百多万元、苦心经营两年的金满籯酒店，最终被自己表舅宋世怀和另一合伙人叶宝明强占，事情发生后，本报于2010年2月2日第29期率先关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国青年报》于2010年7月21日也用了较大篇幅报道此事。

　　“我们要把你名声搞臭，让你出尽洋相，让天下人看你笑话。”宋世怀的老婆曾恶狠狠地给自己扔下了这样的话，宋俊芳说，他们在抢走酒店后仍不善罢甘休。

　　“为了搞臭我的名声，出事后没几天，宋世怀老婆就带着一伙人去了我老家，从湾子的一头骂到另一头，”宋俊芳说，他们一伙人冲入奶奶住的院子，然后团团围起来，深更半夜，“像鬼一样地绕着院子巡游，”本来正在安享晚年的老人，吓得半夜都睡不着觉。

　　“不几天，他们又放出风来要整我的妈妈。”宋俊芳怕妈妈受到伤害，这次她提前将妈妈接到了妹妹家住，本以为可以躲过一劫。可是一个电话打来，“宋俊芳，你们家有几个亲戚，住在哪里，我都知道，看你们往哪里逃1宋俊芳知道，作为自己舅妈的刘凤娇很清楚自家的底细。老母亲只好拎着几件衣服，连夜12点就紧急转移，到更隐秘的地方居住。

　　宋俊芳说，在哥哥租住的房子里，“宋世怀老婆亲自带队，轮番值守，围住房子长达四十多个小时，”哥哥家里断粮了，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在凌晨三四点钟从后窗垂下一根绳子，然后爬绳子，冒着危险，从房里逃了出来……“这些天，我晚上基本不敢合眼，生怕他们伤害了我的亲人。”宋俊芳至今想起来都感到不寒而栗。

　　“除了威逼我和亲戚，他们对不服从的员工也狠得下心，施以毒手。”宋俊芳说，在酒店被抢之后，一个管财务的员工提出“不想做了”。“她一个女孩，向我打来电话，说逃不出来，”宋俊芳说，听到这个“逃”字，当时心里就紧了一下。“最后她老公从偏远的一个县城连夜赶到，哀求无果之后，只得深更半夜借了钱，才把人要回来，此时她已经被困十几个小时了。”

　　宋俊芳告诉记者，还有一次更让人惊魂的事情，“当时，作为房屋产权人的油料所组织调解，”宋俊芳说，“叶宝明和宋世怀他们组织的几十号人，竟然把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并且砸坏门窗玻璃，要往会场里冲。”结果，油料所方看这样下去很可能“闹出事情”，就想出个法子，搞辆面包车准备冲出去，“在七八个人的护送下，车刚出门，石子、砖头、棍子就如雨点般朝车上砸了过来，车子只好走小路，在小巷子里歪歪扭扭地穿行。”回到家几分钟不到，跟踪而至的地痞就在门上踢踢打打，仿佛要冲进来。报警之后，警车开来，他们才离开……说起那次惊魂的经历，宋俊芳至今都觉得心有余悸，“以前在警匪片里才见过的一幕，竟然就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假如不是我以前认识你，深知你的为人，我连缠都不敢缠你。”宋俊芳说，叶宝明、宋世怀纠结一伙人，到处煽风点火诋毁辱骂自己，甚至给律师施加压力。而一位老朋友的话，则让原本以为行得正坐得端的她，开始对污蔑造谣更加反感了，甚至有些莫名的恐惧起来，一个女人的心理承受力也一度达到冰点状态。

　　难讨说法

　　“公安厅长在百忙中为我的案件，前前后后做过三次批示，可武昌公安分局至今还不予解决。”宋俊芳说，一年来，令人瞠目结舌的“怪事”不断地在自己面前发生，让人想都想不明白。

　　早在去年六月份，宋俊芳就通过律师从工商分局调出了一份名为《出资财产（实物及无形资产）转移清单》的资料，竟然发现登记资料上写着冰箱有200多台，“而实际上酒店里根本就没有这些，这些都可以来酒店里查证的，可他们却说冰箱被损耗了。”宋俊芳说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酒店正式营业还不到两年，这么大数量的冰箱怎么损耗也不至于如此呀，天下哪有那么荒唐的事情！”

　　“酒店被抢的第三天深夜，辖区派出所的所长打来一个电话，说侵占我酒店的人已经让道上的人请走，第二天我可以回酒店正常营业了。”宋俊芳说，第二天自己赶往酒店的时候，竟然在大老远就看到强占酒店的混混们不仅没有走，反而更多了，“大概增加到了七八十个，我在门口看着都不对劲，如果进去了，还不知后果将会怎样。”

　　宋俊芳告诉记者说，酒店被白白抢去之后，“怪事”还在自己面前连连发生。

　　“首先是资产评估，”宋俊芳说，“明明只有我出的86万元现金和十几万元的实物，即便加上后来以公司名义的贷款200万元，公司资产总共也才有三百多万元，可是在武昌公安分局某些人组织的评估报告上，却评出了521万元的资产。”她说自己一直弄不明白，过了两年多，公司资产不仅没有贬值，反而大大地“增值”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宋俊芳说，更让自己感到奇怪的是，“武昌公安分局某领导在我屡次上访之后，要我调解，并提供了三条方案供我选择：一是我退出，二是叶宝明、宋世怀退出，三是解散清算。”宋俊芳说自己选择了“我退出”的方案，“就按你武昌公安分局组织评估的521万元资产计算，那你退还我40%的股份就行了，”她说后来自己又退了一步，提出“只要自己投资酒店的本息和应得的工资就行了，可是武昌公安分局都不认同……武昌公安分局组织评估的521万元在行使认定他们犯不犯罪时有效，在民事调解时为何就没效力了呢？”一向精明能干的宋俊芳，面对这个问题，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

　　“武昌公安分局的某位领导曾多次和我谈话，其中的一次谈话让我非常伤心。”宋俊芳说，“对方告诉自己要退步，要让，可我说自己只要工资本钱，还怎么让。他竟然质问我，你到处告状，给叶宝明造成多大的损失。”宋俊芳至今说来还愤愤不平，“就像强盗抢了我的东西，不仅不说我受了多大损失，反过来还要告我不该指责他是强盗。而说此话的不是那个强盗，竟然一个执法者，真让我不可思议。”

　　“最让我感动的是湖北省公安厅厅长的三次批示，使得我在失望中一次次燃起希望之光。”宋俊芳说，“可是为什么上级领导做出了批示，他们都可以一次次不给我说法呢？”2009年10月底，武汉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告诉她，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吴永文已经对她的举报做出批示，要求查清事实，依法维护当事人的权益。2010年3月初，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吴永文再次就宋俊芳举报一事批示督办，“3月12日，武昌公安分局终于就此立案。可是在5月13日，武昌公安分局又撤案了。”2010年5月底，吴永文厅长第三次就该案件作出批示，6月，该案的调查处理已移交到武汉市公安局。“这次，不知道又要等多久，能等到什么结果。”宋俊芳怔怔地望着外边的天空，陷入了沉思。

　　五次进京

　　“每次为了喊冤而进京，对我来说就是自尊心的羞辱，每次都好比刀子在心口上割了一下，”宋俊芳说，“可为了恢复我应有的名誉，讨要一个说法，我却一次次无奈地选择了进京。”

　　作为一个受害的公民，“原本想的就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公平公正地把事情解决了，我也可以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宋俊芳说，早在去年九月，“我就去了市公安局报案，不过市里说要到武昌公安分局报案才行，”可是她来到武昌公安分局，“武昌公安分局却不肯立案，甚至连受理都不愿意，说他们只受理由工商局移交的案件”，“我就像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在我们当地始终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

　　“可我自从被赶出酒店之后，就断了收入的来源，酒店原有的债务却还要由我来负责，我甚至被逼上了生活的绝境。”宋俊芳举了个例子说，有个送青菜的师傅，本钱本来就不多，周转很吃紧，还有四个小孩都要上学。酒店被抢后，他的资金链就断了，可批发商不会管这许多，整天找他要钱。“那师傅知道我的情况，开始也很同情，便去找叶宝明，可叶宝明说货是宋俊芳在的时候送的，你们找她要钱去。”可是，时间一长，宋俊芳的事情却还没得到解决，“别人也就慢慢地不相信我了，催债也催得越来越紧。”宋俊芳说，这些欠款还算小额的，员工工资以及店租等一应债务，叶宝明都用一句“你们找宋俊芳要钱去”而推脱得一干二净。“而价值几十万元的货物和流动资金都还在酒店中，我连衣服字画都没来得及拿出来。”宋俊芳说。

　　除此之外，宋俊芳及其家人还要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她告诉记者说，在自己被赶出酒店之后，对方仍不善罢甘休，自己经常会接到匿名电话的恐吓，“宋俊芳，你女儿在××学校×年级×班是吧，小心点1“宋俊芳，我要搞死你1而自己回拨电话时，却只能听到一阵急促的忙音—对方不接电话。“这样的威胁还算轻的，直接的围攻就经常发生在我和我的家人身上，我都快心力交瘁了。”

　　宋俊芳说，甚至有一次在法院组织的调解上，竟然有人当着法官的面，公然对自己发话：“宋俊芳告诉你，上次油料所那次调解，你出去就被我们敲掉了……你到现在还没流一滴血啊，你别跟我们嚣张了！”

　　“每天在煎熬中生活，可是武昌公安分局却连案子都不愿意受理，我只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北京了。”宋俊芳说，2009年9月底，自己第一次走上了进京上访之路，“以前我也去过北京，但想到这次竟然是为了上访而去，心里就格外难受，加入上访队伍的滋味并不好。”第一次上访，宋俊芳于当晚就被送了回来，“北京的警察可客气了，倒茶送水，嘘寒问暖的，还很客气地问我有什么冤屈，要是武昌公安分局的态度有这么好，我也不至于进京上访啊。”宋俊芳感慨道。

　　宋俊芳说，自己就这样，从去年9月底到今年5月份，一共五次往返于北京和武昌之间，“甚至北京的警察都认得我了，他们说见过那么多上访者，我是最年轻的，甚至看不出来我居然就是上访者”。宋俊芳说，为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使自己的事情早日有个结果，”她自己渐渐地成了“上访专业户”。年初，“武昌举报美女宋俊芳”便在网上不胫走红，引起网民的较大关注。

　　法律没“商量”

　　“对待上访应该用疏而不是堵，或许暂时可以把上访者打压下去，但这必然会让矛盾激化甚至升级！”宋俊芳说，上访将近一年了，自己作为上访者之一，接触过很多其他的上访者，并且和许多信访部门打过交道，对举报和上访有着自己深刻的感触。

　　俗话说：“打死莫告状，饿死莫讨饭。”宋俊芳说自己对这句话有着切身的感受，为了告状，自己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断了收入来源，“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一屁股的债”，“仅仅为了邮寄材料，就花去了几千元。”此外，家人的心情都轻松不起来，“每次我被叫到公安局，全家人就睡不着觉。”宋俊芳的妈妈原来是小学老师，退休后一直在家带外孙女，可是为了这件事，她说自己“在颠沛流离中‘逃亡’，看到家人受难，很不安心”。

　　“这个案子既不是法规不明，也不是事实不清，更不是历史遗留，可结果却迟迟不下来，”宋俊芳很无奈地说，“这明显失去了办案部门应有的原则和水准，我作为一个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公民，心里能不感到失望甚至绝望？所以我不会服气，我不得不选择继续告下去，一直到违法犯罪的人受到法律惩处的那一天。”

　　作为办案机关，“不要用程序去推卸，消磨时间，想用这种办法把人套住，那是没用的，”宋俊芳说自己无数次地面对着办案过程中拖延和等待，而在等待中却“迟迟盼不来一个说法”，“我已经厌烦了这些没有下文的程序，甚至非常反感。”她说，“你能拖一时，拖不了一世，问题得不到不解决，这个官司我就要一直打下去。”

　　“每次我去问询案件的进展情况，武昌公安分局都是采取各种方式推脱，口称这些文件只针对内部，”宋俊芳说，每次自己都处于等待和奔波之中，却不知道案件的真实进展情况，“从来没有向我公开过，每次都是我自己向公安局或者托关系拿到的，最后一纸撤案通知书，我竟然发现自己反而成了犯罪嫌疑人。”“告状的人反而成了犯罪嫌疑人，过一段时间就岂不成了犯人！所以我一定要告下去！”

　　宋俊芳说，也有很多工作人员“出于好心劝过自己”，“不要再告，再闹了，大家都知道你是冤枉的，但是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就连累很多人，这就是政治，这就是潜规则，以后就在家平倒（方言，意即在家休息）吧，你不服又能怎样？”“虚报资本的情况在中国太多了，不可能为了你就去立案。”

　　然而宋俊芳并不这么认为，“法律规定的东西岂能因为所谓的国情就算了吗？如果这样，还要《公司法》做什么，颁布法律不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所谓‘国情’的吗！”

　　“民事案件可以通过民事协商来解决，但既然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是没得调解的，共和国的法律没有商量的余地，”宋俊芳在说这话的时候，猛拍了几下桌子，声音明显提高了八度，“法律的问题就要通过法律来解决1

　　“法律只有一个，事实也只有一个，结果当然也只能有一个。”宋俊芳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