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悼念钱伟长 一教授称已策划其百岁华诞

　　7月30日6时20分，98岁的钱伟长先生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可以加在“钱伟长”这个名字之前的头衔和荣誉，很多、很长。

　　不过，回响在我们耳边的，也许是他九旬高龄时接受采访经常自豪地提到的一句话：“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他带来了“自强不息”的校训和精神气息

　　对上海大学的师生而言，或许这位著名科学家有多少头衔并不重要，因为27年来，钱伟长一直是这所大学精神上的“校长”。

　　几乎是在老校长去世后的第一时间，上海大学网络主页就挂出了《钱伟长与上海大学》等文章，网页变为黑白，顶端显示“沉痛悼念钱伟长校长”大字。

　　乐乎楼，上海大学的一座招待所，曾是老校长长期居住的“宿舍”——虽然在上海工作生活多年，但他并不在上海大学领工资，也没有房子。“我姓钱，可是我没有钱。”晚年的钱伟长这样开玩笑，爽朗而自豪。

　　炎炎暑假,上海大学宝山区和延长路两个校区都空荡而寂静。但偶尔遇见一个学生或老师，说起钱伟长校长去世，都能看见意外的惊讶和难过的表情。

　　“我甚至开始策划2012年，跟他的朋友和学生一起，共庆他的百岁华诞。如今，这一切成了泡影！”从1984年起即在钱老身边工作的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说。

　　上海大学的校园网论坛和百度“钱伟长”吧里，都能看到许多上海大学学子在追思和怀念这位老校长。有学生说：“没有钱伟长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上海大学”，有人更简洁地称他为“上大之父”。

　　“我仿佛还能看见年迈而瘦弱的老人，由秘书推着轮椅走过校园，看着学生们穿梭走进图书馆、教室……有一些精神是他带着从清华园一直传到上大泮池的。”一位年轻的上海大学毕业生这样写道。

　　尽管，他已是98岁高龄，尽管，近年来他已因身体关系，很少直接过问学校管理事务；但在这个校园里，他永远是“钱校长”——今天执掌校务的上大校长时常这样说，语气尊敬又自然而然。

　　他来上海大学时，已经是“老校长”了——1983年，他已71岁，他的任职甚至是得到邓小平“特批”的：“钱伟长不受年龄的限制，可以当这个校长。”

　　古稀之年，不满足于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等诸多足以光耀一生的身份和地位，跑来当一所“二流”大学的校长，在20多年前的中国，足以惹来诸多议论。但对于钱伟长，这只是一个实现多年前已有的教育蓝图的良机。

　　他为当时的上海工业大学、后来合并而成的新上海大学带来了“自强不息”的校训和精神气息。他更将这所远不如清华那样著名的学校，当成了实践自己“拆除四堵墙”办学理想，反对专业细化高教模式的实验场。他率领上海大学在全国第一个推行了学分制，第一个开办了工商管理学院，又第一个要求大学教师做家访。许多比他年轻得多的人都说，这位校长思想新锐，手段果敢，毫无“老人”气象。

　　即使到了新千年之后，原上海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方明伦还一次次认真地告诉许多来访者：“钱校长不是名誉校长，他就是现任校长，他真管事。”

　　前两年总结自己的办学成绩，钱伟长曾说：“我这个学校还没办得百分之一百好，在我的计划里要比现在办得好……我不在乎别的，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希望国家强大起来，强大要力量，这力量就是知识。”

　　在他的计划里，上海大学要办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计划或许还远未实现，但它挟带的强大梦想，已给一所大学、千万学子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从事力学研究的戴世强教授对钱伟长先生的学术和人生多有研究。他的导师，著名科学家、“两弹”功臣郭永怀教授1939年与钱伟长、林家翘等人同期考取留英公费生。他告诉记者，家学渊源的钱伟长记性极好，10岁时已能将《三国演义》倒背如流。他的四叔是著名国学大师钱穆。而他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时，也获得了历史、国文两科满分的好成绩。

　　原本应该成为历史学家或者文学家的钱伟长，却因为“九一八”的国家危难而意气难平，决意弃文学理，读物理系，以便能学着为中国“造枪造炮”。一学年的工夫，他便从物理仅考18分的严重偏科生，追到各门功课成绩都在70分以上，以至最后成为吴有训教授的研究生。用当年同窗、后来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林家翘教授的话说，钱伟长的成功，缘于他非同寻常的勤奋与刻苦。

　　比勤奋刻苦更为重要的，却是“祖国的需要”。

　　因“祖国的需要”，1946年，已凭“钱伟长方程”等出色成果获得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员的钱伟长，毅然以探亲为由回国。在物价飞涨的年代里，这位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四处兼课仍难于养家糊口，却还是为了赴美签证时一句“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而放弃恩师冯·卡门的邀请。

　　因为“祖国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进入了他学术上的第二个丰收期，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三钱”——“三钱”之名从此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仰慕的科学明星。1954年，钱伟长和他的学生合著的科学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出版，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运用系统摄动法处理了非线性方程，获得国家科学奖。

　　也因为“祖国的需要”，即使“文革”前后被错划为“右派”、做了炉前工，钱伟长依然会为让中国坦克能更好前进而忙着研究高能电池，在50多岁时成了电池专家。改革开放之后，64岁的他开始学习计算机，发明了汉字编码法“钱码”，成为计算机中文信息专家。到70岁，又当起了校长，成了大学管理者和教育家。有人统计说，钱伟长在近20个学科或行业都作出过贡献，这在我国科学家中十分罕见。有人尊称他为“科学家中的超人”，也有人戏称他是“改行专家”。

　　“我没有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面对讶异的追问，晚年的钱伟长时时这样告诉大家。的确，他的每一次“改行”，都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从文科生到理科生，从教授到炉前工，从科学家到校长，不论那是舞台上还是角落，他都能发光发热，从不吝惜自己的才能。

　　正是这种放弃小我、“只要有利于祖国繁荣昌盛”的选择，成就了一位科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