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上海话走向衰落 工作社交语言分离成必然

　　如今，只有在上海的老弄堂里，才有大量的人说上海话。

　　7月初，广州市政协向广州电视台提交建议，要求大幅提高普通话在广州电视台的播出比例，降低粤语播音比重，引发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反响。这触发了近年来一直盘踞在广州人对本土文化消失的深厚焦虑。六七月的广州，从大众媒体到网络世界，“保卫粤语”的声浪，持续高涨。

　　与广州年轻一代蓬勃的捍卫粤语行动不同，早在2005年，上海就发出“保护上海话”的浪潮。但同样是方言，在不同城市价值观以及讨论空间之下，却有各自的故事。

　　上海人衰落上海话？

　　2005年以来，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话播新闻、上海方言地图。与广州不同，绘制上海话的保护，更多是学界、官方层面的吁请。

　　在《新老娘舅》的录影棚，“柏阿姨”柏万青居中而坐，左右一对鲜红的长沙发，像两只张开的血口，一对势不两立的老夫妻对面而坐，一个操苏北口音上海话，一个说本地话，为了丈夫新招惹的女人拌嘴蛮缠，要“老娘舅”给个公道。

　　“老娘舅”，在上海话中有“和事佬”的意思，在这个四壁刷上了“和”与“仁”的模拟客厅里，柏阿姨穿一件花短褂，一头烫卷的短发染成深褐色，身形发福，但两瓣薄唇能说会道。这位典型“居委阿姨”形象的中老年妇女就是上海滩闻名的“老娘舅”，愣是把录影棚变成了断家务事的公堂。

　　这档晚间六点半黄金档播出的节目，开播两年半，一直位居上海地区收视率“前三甲”，也是除影视剧和戏曲外，运用上海话最多的电视节目。从静安寺街道出身的“人民调解员”柏万青(柏阿姨)，让上海话重归市井，支撑着大众媒介上的上海方言形象。

　　但是，今年7月，原计划在卫视频道播出的柏万青新辟栏目《一呼柏应》仅试播一集，就因“观众反响不佳”，而被打回了本地频道。国语勉强“开张”的柏阿姨也得以重操上海话。

　　语言排外是市井的反抗？

　　《新老娘舅》的制片人尹庆一，十年来一直操持着上海电视台的谈话类节目，从和晶主持的《有话大家说》到“老克勒”(上海话：洋派的老男人)林栋甫担纲的《三人麻辣烫》，摇摆于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在他看来方言节目所受的局限更大。

　　“现在的柏阿姨，我们不说她是主持人，而是嘉宾。”因为按照《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法》的规定，使用方言主播的节目都须经过省、市级广电局审批。尽管2008年，曾有上海市政协委员提出上海话播新闻的设想，最后也不了了之。

　　柏阿姨一腔入肉的本地话，调解嘉宾因子女赡养老人、兄弟财产分割、夫妻婚姻问题产生的矛盾。从夫妻间的私房话，到弄堂口的家长里短，都被捅上了电视。

　　“上节目的市民嘉宾使用方言，并非从节目的真实感考虑，而是为了让调解双方交流更顺畅。毕竟老百姓离开了上海话，连有些意思都表达不清了。”尹庆一说。

　　长期以来《新老娘舅》维持在百分之七到八的收视率，据尹庆一分析，主要贡献来自那些月收入在一千元以下，生活水平处于社会底层的市民。

　　自诩“以底层社会的思维和趣味”书写上海的《新民晚报》专栏作家李大伟，更是曾下过“说上海话就是没文化”的论断，被汹汹的口水淹没。

　　他在《新英雄闯上海滩不限户籍个个精英》一文中称，“到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都说普通话。”以此来说明普通话的日渐强势，与外来精英涌入的联系，也扭结了部分老上海人心底从浦西向浦东优势倾斜的心理定势。

　　相比出入陆家嘴写字楼的“新上海人”，一进电梯就被托举到这个那个“中心”之巅；而在弄堂口捧个饭碗，披一袭睡衣，东家长西家短“嘎三胡”(唠嗑之意)的“老上海”，仰望登高还须付出150元门票的金茂，只能咬牙而过。向来把外乡人称作“阿乡”(乡下人)的上海话，几乎成了他们唯一能充作与生俱来优越感的护符，却难以抵消掉坚守在上海的立身之地所要承受的高昂生活成本。

　　“上我们节目的几乎都是上海的弱势群体，对他们来说，面子在利益面前微不足道。”尹庆一坦陈。

　　对此，李大伟也不得不承认：上海人号称“门槛精”(精于算计)，“越是底层需要的门槛越多，因为门槛是种生存技巧，门槛精可以让自己生活得稍微好一点。”

　　终要被超越的上海话？

　　李大伟的父母都是山东人，上世纪60年代移居上海，自小长“托拉斯”大院，平日和父母辈说北方话，而同辈之间操一口上海话。一走出大院的门，则听不出他的口音来自哪里。

　　“一本高学历凭证，一本商品房产权证”，是他眼中上海人的身份证明，这一逻辑的阴影似乎至今笼罩着他，因“说上海话就是没文化”引起的轩然大波，在他看来是“被上海人当了一次出气筒”。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凤凰卫视评论员曹景行也曾声援李大伟：在北方语言居主导的现代汉语写作中，南方作家处于劣势。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准确表达上海？李大伟的探索需要大家“有开玩笑的胸襟”。

　　据长期从事上海方言研究的上海语文协会副会长、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考证：上一次移民潮，上海黄浦区真正的本地人只有6%，其他各区的本地人比例也都在20%以下，而最终，大量的移民语言都被上海话统一。“现在这次移民潮和上次有所不同，当时上海人大多只会说上海话，而且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可这次来的人中很多都是精英，且普通话已成为全国共识。”

　　像李大伟这样的“新上海人”，本身就是上海移民二代，现今更在上海培育起了第三代。在他策划的《上海的前生今世》系列讲座中，直截了当地说“上海话不是本地话”，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博士刘民纲教授的认同。

　　“上海话从古越语变成汉语的方言，语法和词汇跟普通话比较接近，而且越来越接近。有些上海话特有的词汇正在逐渐消失，被北方方言的词汇所替代。上海语音也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很多音正在逐渐消失，很多字的读音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刘民纲说。

　　为什么不愿学点上海话

　　在香港生活多年的闾丘露薇，已经习惯了在英语、粤语、普通话乃至上海话之间的切换。“在凤凰卫视，出去采访说普通话多些，同事之间，主要说英语、粤语，有时遇到老乡，则会闲说两句上海话。”

　　当闾丘露薇从香港回到上海的时候，她下意识地用上海话开腔，有时得到的却是茫然的回应，双方不得不切回“普通话频道”。

　　“在那一刹那，我会怀疑是不是在外面呆久了，我的上海话已不那么标准。”但实际上，她发现如今上海的年轻人说上海话已经越来越少，甚至有些小孩子都不怎么会说上海话了。

　　说什么语言，视谈话对象而定，这几乎已成为流动性广泛的现代社会中的一条生活准则。“在公共场合一般说普通话，在有外地人在场的公共场合一定说普通话”，也是大多上海人遵行的原则。

　　自上世纪50年代国家倡导“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以来，孩子们在学校里说普通话，父母家人在家中也配合着说普通话，甚至舌头已不活络的老人也用“搭僵”(上海话，意为僵硬、糟糕)的普通话哄儿孙辈。“到头来，他们已经不习惯说上海话了。”钱乃荣说。

　　五星体育的上海话节目主持人、80后小乐也承认：“现在能连续说五分钟上海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像他这样从小开始对上海滑稽戏痴迷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已属异类。

　　尽管自2005年始，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市教委发起了“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上海市语委也策划了“上海方言地图”的绘制。在这方面先行的专家如钱乃荣，则积十年之功编出一本《上海话大辞典》，2008年更鼓捣出一套上海话拼音输入系统。但是在钱乃荣看来，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是上海人使上海话走向衰落。”

　　这种从官方、学者自上而下的“方言挽救”法，在李大伟看来，并不契合上海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上海话是带有工具理性的，工作语言和社交语言的分离是上海话发展的大势所趋，就像香港人那样，上班不得已说英语，生活中见缝插针地说粤语。”

　　立志坚持上海话主持风格的小乐，一边庆幸自己“上海话的语言思维保持得很好”，一边不禁质疑，身在上海的外来者为了在外企打拼乃至出国，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考托福、雅思，为什么不愿意学一点上海话，以融入上海的本地文化呢？

　　对此，另一个声音也在网络上喧嚣尘上，“在上海这个不会说上海话完全混得下去，不会说英语却万万不行的城市，不说上海话又能怎么样？”

　　据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