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央视网
(电话采访)
史卫民：
首先从一般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加强我们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尤其是党组织建设。因为我们现在的村民自治是在村级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同时也要加强村民委员会本身的建设。就是通过选举把老百姓真正满意的人选进去。
第三个当然就是有了组织之后，还要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那当然首先是应该在法律法规上，对于选举中间出现的违法现象，要给出更明确的定义。现在对什么叫贿选，怎么处理贿选，这个现在法律上并没有很严格的定义，而且我们的定义都是比较笼统的。具体到每个村出现的事情，能不能定性为贿选，这个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恐怕以后在法律更严密之后，各个省的地方法规要做出更明确的规定。另外，民政部现在也在想办法对相关的东西做出更明确的定义，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恐怕更需要加强的是法律的制裁，过去我们一般情况下处理选举中的事件，主要是靠民政部门，基层政府共同来处理，有的时候人大加入来处理，很少司法介入。而且司法介入本身也存在一个问题，因为没有非常明确的法律限定，所以它是很不好判。而且你放在经济庭，还是放在民事庭，还是放在什么庭，这个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应该说，以后对于黑恶势力在农村的遏制，恐怕有一条路径就是司法介入。同时针对我们现在农民的整体情况，我们还可能需要建立整个农村的司法援助，或者叫司法帮助的这种体系，来帮助农民在这个类似的事件中间，来有司法工作者去帮他们打官司，帮他们来伸张正义。
主持人：
这警方打黑是解决眼前的问题的，涉及到长期的问题，刚才史先生说的是他从学者的家度，作为新闻人你怎么看？
白岩松：
我觉得可能我会去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注意到这个问题，其实在之前的时候，不管是河南、湖南、山东、陆续出现了大家给它起外号，叫东南西北中，全有东霸天、南霸天、西霸天，而且都是乡镇，尤其是村级这样的干部。然后你就知道出现了这样一种红的，拥有了这种红色权力的，但是他开始慢慢的拥有了一种黑的方式。这是一种，就是由红变黑。
还有一种人是原本黑，但是在黑的过程中，由于他拥有了一定的财富，又找了红色的外衣，形成了这样一种结合。因此我觉得首先要看到它，这个时候媒体、全社会要高度地关注它。这两个案件也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有很多人说，基层村委会民主模式能再进行吗？就像我刚才说过的这句话，这个别担心，我们需要用进一步地民主去解决民主当中存在的这一个问题。
第三个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乡镇财政这方面出现了吃紧和财政缺口比较大的情况，因此对下面管理的时候出现了简单化的迹象，只要你给我管得住，然后挣得着钱可以发展就行了。因此出现很多村委会的管理者开始来获取利益，同时他也用黑的这种方式适当地形成恐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刚才在第二个短片当中采访村子里的一些老伯的时候，老伯的话语可是有点顾左右，而且有点谨慎，那就说明他还是会感受到一定的压力，他现在起码还不能够立即做到信任。说即使王晓雷他们被抓起来了，他好像还是心有余悸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非得形成这样一种综合的方式，才有可能慢慢地让新农村真的新起来。
主持人：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在现阶段农村肯定是需要能人的，但是这个能人得分怎么说，农村的带头人是能人，刚才我们看的这两位，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也是能人，怎么能够保证农村，诸位的村民们选出来的，能够跟着走的是真正的能人，是好的能人？
白岩松：
我觉得这个就像刚才说的，仅仅依靠我们基层农民的民主素养，包括对大是大非很多问题的看法全面地快速地提升，一夜之间不现实，这有需要内外都要有。通过你的这种宣传，通过你的这种制度的建设。比如说2006年的时候公安部就提出应该慢慢变成一村一警，每一个村子里都应该有一个警察等等。包括我们乡镇一级如何更好地对自治的这种村委会的运行形成一种很好的监督和这种管理。包括这种对它的期待应该不能那么简单化。
另一方面，恐怕也需要媒体和全社会的这种高度的关注。大家应该注意到这样一点，看似一个村子很小，但是对于极少数人来说，这里可能获取的财富又是巨大的，因为它有土地。现在有一些大的施工的项目有可能经过他的村。你看，不管是殷卓波，还有北京的王晓雷，都是利用这样一个(途径)快速让自己变成其实很大富豪。你要知道王晓雷被控制的时候，他是在总统套房的洗浴间里头，然后还有打手，甚至保镖在其它的屋子里伺候。他的车加起来几百万的财产，他是千万级以上的富翁。殷卓波就更不要说了。你看，他就利用仿佛看着很小的这个村子，就获取了巨大的财富。
过去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别拿村长不当干部”，恐怕我们很长的时间要“别拿村子不当不是财富的产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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