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的母亲：穷富是一回事人品是另一回事(图)

生意不好，一上午也赚不到10块钱 冯英龙摄

忙碌了一天，终于吃晚饭了 冯英龙摄

　　4个月前，为了参加一个名为《中国人的一天》的摄影大赛，23岁的江苏青年冯英龙跟踪拍摄了拾荒母亲的一天，并将其传至网络。后来，这组题为《俺娘收废品》的照片感动众多网友，点击量逾30万。近日，本报记者走进这对母子的生活，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宏伟

　　6点刚过，于化玲从后院推出一辆三轮车，这是她这9年里用的第三辆三轮车，花100元买来的旧车，也是她最值钱的财产。

　　出了村子就是芒稻大桥，桥那端的所有大街小巷都是于化玲的市场。“收酒瓶子卖，书本报纸纸盒子！”每天都这样走街串巷，9年里重复喊着这一句吆喝。

　　收了9年废品、一直默默无闻的于化玲，却因为出现在几个月前的一组题为《俺娘收废品》的图片中，并因此上电视上报纸，在当地成了名人。而拍摄者是他的大儿子冯英龙。

　　儿拍母亲拾荒的一天

　　冯英龙参加的是腾讯网、大学生摄影网联合举办的《中国人的一天》征稿，旨在“记录各阶层、各职业、各种身份的人的真实日常生活工作状态，展现出一个个体的生存特征，再现社会的真实”。其中一组《俺娘收废品》的照片很快吸引了网友的眼球，后来不断被网友复制、粘贴到各个论坛。

　　在那组40张的照片中，冯英龙展现了“俺娘”的真实生活：住房是45元月租还包水电费的小屋，床是砖头上支的木板，碗里的鱼是房东给的剩菜，米缸是一只装奶粉用的铁罐，原原本本记录了“俺娘”一路骑着三轮车收废品的背影。

　　其中一张照片中，“俺娘”身穿崭新的花棉袄坐在台阶上，文字说明是“俺娘曾开玩笑地说‘在江都，我说我60多了，都有人信！’”组照以“俺娘”端着饭碗吃着饺子结尾。在前一张照片里，饺子摆在一块绿色的门板上，旁边是三双鞋子和一堆杂物，让人看了忍不住心酸。

　　从摄影技术看，这些照片只能说是一些顺手拍到的零散画面，画面甚至有些模糊，更谈不上构图技巧，但寥寥300多字的说明却令人唏嘘——

　　“俺娘从我初二时就开始一个人来江都（扬州）收荒。屈指一数，到现在已9个年头了。娘经常和我说‘我一个人在外边，感冒时都没人帮我去买药。你和你弟弟放假的时候，如果没事就多来我这儿玩玩’。9年了，娘的黑发已慢慢变白，额头的皱纹也越来越多。9年了，娘老了很多！”“在这里，我最想跟俺娘说的话是：娘，您辛苦了！为了儿的学业，您受了那么多的苦！现在儿已毕业了，我会努力工作的，让您早点享福！”

　　冯英龙的照片很快蹿红，网友感动了：不仅因为母亲的艰辛，更因为发帖人“儿不嫌母丑”的孝心和勇气。在这个经常狂晒财富、疯秀艳照的网络上，一个朴素的大学毕业生平静地将自己拾荒老娘介绍给大家，难能可贵。

　　时至7月28日，原帖已有近33万次点击、6000多条留言，在各论坛或博客被转载不计其数，数十家报纸和电视台进行了报道。“俺娘”就是于化玲，一个身高不到1.6米、体重只有80斤的瘦弱女人，有人说她看起来有60岁，可她实际只有46岁。

　　3块钱的煎饼，3天的口粮

　　江桥村是江苏省江都市芒稻大桥桥头的一个村庄。

　　以芒稻河为界，河东繁华城区里是城市居民，河西的村庄除了原住村民，还聚集着很多像于化玲这样的外来拾荒者。

　　早上5点多，于化玲就起了床，帮着老房东打扫完院子，在水龙头前洗把脸，返身回到自己小屋。那是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平房，里面有一张用砖头支起的木板床，床下堆了不少杂物，旁边的乳胶桶上搭了块木板，木板上杂乱地放着碗筷。

　　门口墙根下是一个油污的煤气灶。灶是房东给的，煤气罐是30元钱收的。打开煤气灶，她麻利地煎了两个鸡蛋，小心地沥干了油，将煎蛋铲进搪瓷盘子里。小屋子弥漫着香气，但她并没有吃，而是从墙上挂着的塑料袋里掏出一小沓煎饼，就像小孩子叠纸一样，将煎饼折成一个长条，抓几根咸菜塞到煎饼的折子里，双手抱住咬着嚼着。

　　苏北煎饼与山东煎饼类似，很干很硬但是耐放。在江都的邳州老乡很多，于是有人摆起摊煎饼的小摊，2元一斤，每次于化玲都是买3块钱的煎饼，那是她3天的口粮。

　　闻着煎蛋的香味，于化玲似乎就很满足，因为平日里的她每天除了煎饼，就是从菜市场捡回点菜叶，每当她包饺子煎鸡蛋的时候，必定都是儿子回来了。

　　平日里大儿子冯英龙在苏州工作，距江都市大约200公里；小儿子冯款在老家邳州上学，距离江都大约350公里，一家人一年也难得相聚。6月中旬，小儿子冯款从老家邳州考完大学来到江都不久，好心人介绍他去火锅店当传菜员，每天12小时，店里管两顿饭，但做母亲的还是担心儿子营养跟不上。

　　进入伏期后，扬州的鸡蛋价格一天一个价，4块多钱一斤的蛋价让于化玲很是抱怨。

　　房东曹大爷说，儿子冯款早上吃的那俩煎蛋，就够当娘的两天伙食。

　　“怕别人说闲话又有什么用”

　　母亲于化玲近乎苛刻的节省并不只是农民的习惯，这个瘦弱妇人要承担太多的东西。她一度要养活家里的3个男人，生病的丈夫和两个儿子。

　　20年前，于化玲同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留守在家守着儿子过着平淡生活。

　　1987年，大儿子出生，因为家里用的是土炕，就顺口给老大起名“炕炕”，大了学名就叫冯英龙。1990年，小儿子出生了，乡里收取了他家910元的超生罚款，于是给小儿子起名叫“款款”。

　　款款刚过满月，于化玲的丈夫便去了上海，跟着一帮老乡在市场卖菜。此后，每年丈夫能回家两三回，回来时总会带回几千块钱，那段光景是他们家经济最宽裕的时候，连开厂的亲戚都曾跑来借钱。

　　2000年初，夫妻俩用7000元买了块宅基地，筹划用剩下的三四万元盖个二层小楼。刚把地基平整出来，准备夏收忙完就开工建房，这时，丈夫却被确诊为脑部恶性肿瘤，已到中期，手术住院和接下来的化疗，不消半年家里的积蓄和丈夫的头发全光了。

　　2001年初，眼看着家里坐吃山空，而丈夫的病情仍无好转，两个儿子又在长身体，于化玲决定外出打工，同村的老乡带着她来到江都。

　　从此，家里所有的负担都压在这个女人的肩膀上。于化玲的三轮车上放着一个耙子，每当在街道上遇到垃圾堆的时候，她都会用耙子扒拉一下。在城市里拾荒的人很多，只有运气好的时候，才可以捡到一点废品。收废品的利润也很薄，一斤纸盒子有一毛差价，一斤废铁有2毛多差价。她每天上午收废品，下午将废品整理分类后，再卖给废品收购站。偶尔也可以收点用得上的东西，比如身上穿的衣服、用的手机和小儿子现在上班骑的自行车。

　　春节前是收废品的旺季，辛苦一个月能有近2000元的收入，但二三月份是淡季，每月也只能有个六七百元的收入。最初俩儿子在家上学花不了多少钱，钱主要给丈夫看病。这9年间她很少回家过年，每年腊月都是收废品的黄金季节，她舍不得放过这难得的机会。但越是临近初一的时候，车票也越贵越难买，她更舍不得花钱，只好等到初五过后，才回家看看。2006年春节前，老家打电话说丈夫病重，初二那天于化玲回到家，到了初四早上，丈夫去世了。过了十五，于化玲安葬完丈夫，就独自一路流着泪又回到了江都。“村里有闲话说我心宽，但哭有什么用？怕别人说闲话又有什么用？儿子是我的，我要好好挣钱把孩子培养成人，这才是真的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