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了烟，再上班”不如上班不吸烟

　　独家视角

　　张贵峰

　　四川眉山东坡区10日签发戒烟新规：凡承诺戒烟的正科级干部，如没有戒烟，那就请“戒了烟，再上班！”(8月11日《华西都市报》)

　　公务员确实应尽可能地戒烟。一方面，这有利于营造一个健康清新的公务环境，避免公务服务对象吸二手烟；另一方面，公务员带头戒烟，也有助于引领社会禁烟风气，推动全面禁烟深入进行；最后，公务员戒烟，也有利于维护自身健康。江苏省疾控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医务人员、公务员和教师三类人群中，公务员吸烟率最高而戒严率最低，分别为40.1%和16.1%。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得不说，眉山东坡区“戒了烟，再上班”的戒烟新规，并不恰当。首先，这一新规明显于法无据———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授权当地政府可以作出这样的行政决定，而我们知道，法治社会对于政府行为的基本原则要求正是：“法无授权即禁止”。这正如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所明确的，“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公务员也是国家公民，其合法的“上班”权益，当然不容非法限制和剥夺。

　　进一步，从一般普遍的公私或者说群己权界的角度来看，“戒了烟，再上班”的简单生硬做法，也明显有越权逾界、公私群己不分的嫌疑。毫无疑问，强制戒烟或禁烟，只有发生在公共(群体)领域，基于维护公共健康权益的目的时，才可能是合法合理的。而除此之外，在纯粹的个人领域、私密空间，作为一种个人生活嗜好的吸烟，纵然实为不良嗜好，个人也是拥有自我选择和决定的权利的。否则，公私群己界限混淆，公权可以擅入私域、随意干涉剥夺个人的生活选择，那么基本的自由秩序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不分场合前提的强制戒烟，实际上比“吸烟之于健康”的危害更大，后者危害只是身体健康，而前者危害的却是进一步的社会秩序的健康。

　　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包括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内的法律法规所倡导和推行的禁烟，一直都是以“公共场合”为基本前提的禁烟，而不是针对某个具体人群、生活嗜好的戒烟。比如，此前卫生部和教育部分别推出的“禁烟令”，虽然也涉及医生、教师，但其基本的指向和目标，仍是“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和“全国各类学校”的全面禁烟，而非关于医生教师个人生活习性的全面戒烟。

　　当然，考虑到公务员职业和地位的特殊性，在严守公私界限的前提下，对公务员禁烟实施较之其他行业更为严格细致的规制，也是完全可行和必要的。比如，除了要求公务员在办公场所和公务活动中不得吸烟之外，还可以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烟草礼品，公务员职务消费中不得包含任何烟草消费支出(公款购烟)———众所周知，在不同职业群体中，公务员之所以吸烟率最高戒烟率最低，一个重要背景正是，公务员手中的香烟来得太容易，或者是收受的礼品，或者是公款埋单的公务烟。

　　总之，公务员的戒烟，与其违法偏激的“戒了烟，再上班！”不如合理渐进的“在上班，不吸烟”，或者“公务中，不涉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