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投入会不会吹大“申遗”泡沫

　　非理性投入会不会吹大“申遗”泡沫

　　陈方

　　随着“中国丹霞”地貌成为中国的第40项世界自然遗产，一时间中国又掀起了“遗产热”。据建设部的统计，各地跃跃欲试提出申遗的已经排队到下个世纪。与此同时，各地政府在申遗上的花费可谓不遗余力，“中国丹霞”六地共为申遗花费十几亿元。这巨额的申遗花费让公众瞠目结舌，不过在专家们眼里，这些申遗的成本都是值得的。

　　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他们并非不理解申遗的重要性，否则关于中韩两国在端午申遗中的争端也不会甚嚣尘上；公众也并非单纯质疑申遗花费的多与少，真正令公众腹诽的是，“申遗成功必定涨价”成了中国景区的潜规则。

　　申遗成功为何会成为景区门票涨价的“铺路石”？无论官方解释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本质上恐怕还是很多地方都把申遗当成了“印钞机”。那些“入列世界遗产名录能为当地带来世界级文化形象”的说辞，对于普通游客来说真的很重要吗？游客铁定要去游玩的景区，无论它有没有“世遗”的名号，该去的还是铁定要去。倒是地方政府很在意“世遗”的名头，有了这些名号的惠泽，所辖景区的身份立刻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在提高了景区知名度和景观档次的同时，滚滚旅游财源也不尽而来。山西平遥、云南丽江等景区“世遗”前后的旅游收益变化，无不证实着“世遗”就是“摇钱树”的坊间比喻。

　　所以，公众是不大相信地方政府在申遗中高高举起的“保护”旗帜的。在公众眼里，地方政府“申遗”的热情几乎全部来自申遗附带着“印钞机”的功能，与其说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景区文化而申遗，倒不如说是为了商业性开发而申遗。因为有着基于商业经营的意识，“申遗成功之日就是遗产被过度开发之时”的现状也就不足为奇了。曲阜“三孔”1994年被列入世遗后，景区被划归旅游公司经营管理，很多珍贵文物遭到人为破坏；武陵源风景区1992年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短短几年间，景点附近不断新建饭店和商业网点，景区“城市化”、“人工化”、“商业化”现象越来越突出。

　　公众已然从一轮又一轮的申遗热潮中总结出了“中国式申遗路”的规律：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大规模投资申遗，申遗成功后景区接连涨价，涨价后的景区旅游收入又带动了地方财政收入。让公众不解的是，地方政府申遗热情高涨，申遗的投入本应该区分为公益性保护和商业性开发等。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往往看到开发时大笔投入，而用于保护的资金却是很多世遗项目的神秘数字。申遗前可以不惜工本，动辄花几个亿，申报成功了就没有钱了。所有的保护资金似乎只有从涨价的景区门票中来抽取。

　　更重要的是，在“印钞机”的逻辑思维鼓动下，申遗常常让地方政府做出很多不理性的投入。据媒体报道，总耗资超十亿元的“中国丹霞”捆绑申遗中，联合申遗的“湖南崀山”所投入的巨额资金令当地人心有余悸。崀山所在的新宁县2008年财政收入才刚刚突破2亿元，如此情形下该县竟然敢花费4．5亿元巨资“豪赌”申遗，“破釜沉舟”的“勇气”令人胆战心惊。申遗成功后的新宁县欠下了巨额债务，申遗成功能否为该县带来良性发展，目前还难以判断。但无论如何，这种为申遗“豪赌”的非理性投入远远不该包含在申遗的原本宗旨中，这样的“豪赌”又算不算是申遗热潮中的泡沫呢？

　　或许当下的“申遗热”真如专家所言是一种“觉醒”，但这种“觉醒”并未给地方政府带来正确的“遗产观”。“印钞机”逻辑下的申遗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等到“世遗”在中国遍地开花了，“世遗”还能成为中国景区的头号招牌吗？（作者系《燕赵都市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