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梦龄：抗战殉国的第一位军长

　　在抗日疆场上，中国牺牲的第一位军长是谁？

　　郝梦龄，这位1937年10月16日在“忻口会战”中壮烈殉国的将军，湮没在搜索引擎的角落里。

　　而在女儿郝慧英眼里，父亲郝梦龄永远挺拔地活在心中。今年7月，几经辗转，从湖北武汉前往陕西宝鸡妹妹郝慧兰家中小住的郝慧英老人与妹妹一起回眸往事。70余年过去了，当年15岁的妙龄少女如今已是88岁的耄耋老人。

　　“一个人要爱国家，爱百姓，要不爱财，不怕死！”在这位父亲最喜爱、与父亲相处时间最长的大女儿记忆中，父亲的这句话虽历尽70余载，依然字字清晰如昨。

　　“我爱你们，但更爱国家”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的郝梦龄正在应召去四川陆军大学学习的途中。得知消息，他立即自重庆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

　　他在报告中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

　　经过再三上书请缨，国民政府批准他率部北上。

　　郝梦龄在北上抗日出发之前，已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父亲经过武汉时，回来与家人告别。那天起床后，母亲告诉我：你爸爸一夜没睡，写了撕，撕了又写，不知在写什么东西。我拉开抽屉，发现一封信，上面写着"留给慧英儿，二十七年拆阅"。”

　　郝慧英说：“那时候年纪小，才15岁，不懂事。晚上父亲一回来，我就拿着信问他，为什么要到明年看？说着就要拆信。父亲不说话，一把夺过去，我和他抢来抢去，那封信最后被他撕掉，丢进痰盂里。”

　　父亲出去后，郝慧英把痰盂抱进厕所，捞出那些纸片用水冲过后，拼出信上的内容：“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于慧英、慧兰、荫槐、前楠、荫森五儿，父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

　　这是一封遗嘱。郝慧英顿时泪如雨下。“全家人哭成一团，不想让他走。但父亲决心已定。”

　　郝梦龄与家人告别，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此时，平津失陷，日军先占领察哈尔后又夺河北中部，直逼山西。郝梦龄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军令后，一刻都不想耽误，星夜赶往山西前线，郝慧英送别父亲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1937年9月17日下午，郝梦龄前往火车站。“我们家离车站很近，父亲前面走，我后面就跟着去了。他要走了，我想悄悄再看一看他。”

　　郝慧英送父亲到火车站，那里全部都是兵，黑压压的一大片，慧英看了一眼父亲，心想父亲要走了，我要好好看看他。但是在父亲的脸上，她没有看出来一点父亲对家里怎么留恋，她看到的是一种即将奔赴战场的军人所透露出的决心与气势。

　　“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

　　忻口是日军从晋北通向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1937年9月底，日军在平型关遭八路军115师重创后全线撤退，集结在代县附近，准备拿下忻口，直取太原。

　　1937年10月4日夜，郝梦龄率部抵达忻口。当夜，他在布防前召集营以上军官讲话时说：“此次抗战是民族战争，胜则国存，败则国亡，所以只许胜，不许败。军人的天职是保国卫民，现在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就是我辈军人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实感可耻……现在大敌当前，我决心与全体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

　　10月10日凌晨2时半，郝部前沿阵地与敌人接火，守军击退了日军的装甲车、坦克，并烧毁了日军的汽车。

　　当日，39岁的郝梦龄在忻口前线写下阵中日记：“今日为"国庆"纪念日，回忆先烈缔造国家之艰难，到现在华北将沦落日人之手，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 。”

　　10月11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派5000步兵，以飞机、重炮、坦克作掩护，连续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阵地。当时援助忻口的军队大部还在途中，郝梦龄即到前沿阵地指挥。

　　在敌人飞机、大炮轰炸时，他指挥部队躲入掩蔽处，待炮火一停，马上出击，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近距离互掷手榴弹。

　　郝慧英说：“面对强大的敌人，我父亲带的都是临时集结的部队。而且有一些军队还没到。但父亲反复强调"人人都应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决心与敌拼杀"。”

　　10月12日，南怀化被日军占领，敌我双方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高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日军在我阵地进行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平均每日造成伤亡一千多人，最激烈时一天伤亡达数千人。但第九军官兵顽强阻击敌人，每天争夺战多达十几次。

　　郝梦龄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10月15日，郝梦龄早饭后仍在第一线督战。当天夜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增派七个旅交郝梦龄军长指挥，由正面袭击，左右两侧同时出击策应，以期夹击敌人。他最后一次写日记：“10月16日凌晨两点，对南怀化之总攻打响。”

　　16日凌晨，中国军队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时任郝梦龄参谋处长的李文沼回忆：这时敌已发现我军动向，机枪小炮一齐射来，我请他进指挥所洞内休息。郝军长说，“我在前线督战是自己的任务，是自己的本份，岂能畏缩不前？”

　　官兵们再三劝阻，郝梦龄只是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

　　凌晨五时，他率领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五旅旅长郑廷珍等将领继续带兵前冲。日军溃退以猛烈火力掩护逃跑。此时郝梦龄等将领已深入敌人散兵之前，终不幸腰部连中二弹殉国。

　　郝梦龄年仅39岁的生命就此定格。

　　他殉国后，士兵在其衣袋里，发现一封尚未发出的致友人信：“余受命北上抗敌，国既付以重任，视我实不薄，故余亦决不惜一死以殉国，以求民族生存。此次抗战，誓当以沙场为归宿。”

　　父亲殉国的消息传到武汉时，郝慧英正在学校里上课。“教导主任说，你还来上学干吗，赶快回去，你父亲已经牺牲了。”

　　郝慧英一回去，刚走到门口，就听见屋里哭声一片，“几个老太太哭成一片，我母亲哭得很伤心。”

　　10月24日，郝梦龄的灵柩由太原运至武汉。1937年11月16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后以国葬仪式将郝梦龄遗体安葬在武昌，一万多人参加了葬礼。

　　随同灵柩一同抵达武汉的还有郝梦龄写的第二封遗书《与妻书》，这封装在小箱子里的遗书写于在忻口战役打响前一天。书中，郝梦龄对夫人剧纫秋说：“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倘吾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抚。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对国际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追赠郝梦龄为陆军上将。蒋介石写下祭文：“娇娇郝君，一军独领，身先士卒，纵横驰骋。神皋禹甸，寸土寸金，有寇无我，人同此心。仗兹精诚，虏入吾掌，一尊妥殓，尚其来享。”

　　汉口《大公报》报道说，民国以来，军长之因督战，而在沙场殉职者，实以郝将军为第一人。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郝梦龄“给了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1941年，郝梦龄将军殉国4周年纪念日，冯玉祥将军著文称赞他为“国民的模范、军人的模范、革命党员的模范”，音乐家冼星海也专门作《郝梦龄将军悼歌》。

　　1946年，汉口日租界吉林路被命名为“郝梦龄路”。

　　1983年，民政部追认郝梦龄为革命烈士。

　　冯玉祥救困郝家

　　1939年夏，重庆冯玉祥住处外，一阵男童清脆的叫卖声吸引了过往的路人，同时也吸引了正在散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注意。他举目望去，两个衣衫破旧的小男孩正提着壶在街上叫卖茶水，高大的冯玉祥走过去俯身与两个孩子聊了起来。

　　“那是我两个弟弟。冯将军问你们是哪的人，姓什么。”郝慧英说。

　　“河北藁城县庄合村人，姓郝”。

　　孩子的回答让冯玉祥忆起往事：“你们那儿有一个姓郝的，叫郝梦龄，你们认不认得？”

　　“认得，他是我爸爸。”

　　冯玉祥问：“你们为啥在外面卖茶？往防空洞里头送茶？”

　　“我弟弟们就说卖茶攒钱交学费。”郝慧英说。

　　无意间的这次对话让冯玉祥大吃一惊：刚刚牺牲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的孩子就在眼前。在走访了解到了郝家艰难的生活条件后，“冯将军就叫秘书写了个报告，后来蒋介石给我们批了两万元钱。”

　　哀荣等身的郝梦龄家人为何落到如此境地呢？

　　原来，1938年武汉沦陷后，郝慧英与母亲辗转到了重庆，失去父亲后，郝慧英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顿。父亲遗书上说的遗族学校并没有上成，而是进了重庆一家私立中学。由于战事纷扰，生活处处没着落。

　　走投无路的一家人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暑假时，我们就出去赚学费，茶水、西瓜都卖过”。

　　所幸，冯玉祥找国民政府批了个条子，“我们每学期开学后，可以拿交学费的收据去向国民政府报销。就这样，我们的念书问题得到解决，姐弟四人后来都读了大学。”对郝慧英、郝慧兰来说，这也是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在武汉的郝梦龄一家，在经历了长达七年痛苦流亡生活后，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等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郝慧英、郝慧兰回忆说：“听到消息后，我那个时候高兴得不得了，跑进了城，心里想可以回家啦。但是仔细一想，回哪去？没有家可回。”

　　建国后，郝慧英一直没有领什么抚恤费，直到文革后落实政策，才渐渐领了一些慰问金。

　　还有一件事情在郝慧英心中一直都是抹不去的伤痕。那就是“文革”时，父亲的墓被铲平，直到1969年，郝慧英和妹妹一起给父亲上坟，发现父亲的墓已经不在了，坟边养花的老人告诉她们父亲的坟墓已经被铲平了，她们只好对着坑给父亲上了坟，回去后郝慧英没敢告诉母亲这件事情。

　　辛亥革命70周年时(1981年)，郝慧英发现，陵园所有的坟都修成了辛亥革命烈士的，“我们去上坟发现，父亲的墓坑变成了1911年病逝狱中的曾任黎元洪秘书的刘静庵的墓了。经过三番五次的找民政部门，才把刘静庵的墓碑换成了我父亲的。辛亥革命80周年、90周年时，我父亲墓又重新修了，今年清明我去上坟的时候看到现在又在大修。”

　　如今，88岁的郝慧英老人住在汉口解放公园路一栋教师宿舍楼里。退休前，她在武汉第十七中学担任生物教师。当了一辈子教师的郝慧英同样忘不了父亲对她的最初的启蒙，4岁时，父亲教她背《总理遗嘱》，给他讲文天祥、岳飞的故事。但是，教师郝慧英却从不主动讲父亲精忠报国的故事。

　　“无论别人曾经怎么去评判父亲，父亲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英雄，我相信他的英雄事迹终究会公正客观且全面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 中国经济周刊 》（2010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