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卖鸭脖者的千千阙歌
“咳，什么明星？土星！我们不卖鸭脖吃什么呀”
本刊记者 刘钰欣 发自上海
图/钱超
白色的城管车停下不动了。摆摊卖鸭脖的许娜把装满卤味的电瓶车藏到弄堂里，出来看几次，城管车还是没动。“看来‘黑猫’生气了！不知道还得多久。”许娜关掉玻璃货柜上的灯，鸭脖们隐进黑夜里。她拿起擦汗毛巾和MP4，打算去桥洞下面唱会儿。
上海闸北区西藏路桥洞是许娜的天然音箱。收摊后，或城管来没法摆摊时，许娜都来这里唱歌。
桥洞也是马达声的音箱。汽车或摩托车驶进来，轰隆声会震得人耳朵发麻。但许娜听不到这些，她对墙站着，塞上耳机，把音量调得很大，微闭眼睛摇晃一会儿，开始大声唱：“让我变成美丽的骏马，和你驰骋在天涯。”右手半触着耳朵，或伸平，或握在胸口，像在真正的舞台上。
每个经过的人都回头看她。有人跑来说：“唱得真好！你是不是《中国达人秀》那个？真是啊！加油，希望你成功！”穿睡衣的阿姨或推自行车的爷爷停下来，站在桥洞一角，静静听很久，又静静走了。一辆城管车经过，上面的人也望向这边。
“来‘粉丝’了。”许娜很高兴，一首接一首唱，直到电话声响起，老公周彦峰说：“你在哪儿？‘黑猫’走了，回来摆摊吧。”
“装猪哥”红了
几天前，35岁的周彦峰套着50块钱租来的卡通猪衣服，站到上海音乐厅舞台上，立刻全场爆笑。
评委周立波问：“是不是猪啊？”周彦峰摘下硕大的猪头套，腼腆地笑着说：“猪。我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宰猪。我自杀。”
嘶叫，哀嚎，倒地，蹬腿……所有人狂笑。
“这不算节目啊，看上去像个刑事案件。”周立波点评。3个评委都选择了淘汰。
周彦峰请求再说两句话，讲了自己和爱唱歌的老婆卖鸭脖的故事：“我请求3位评委老师，能够给我老婆一次机会，站在上海音乐厅的舞台上，喊两嗓子，哪怕喊一声也行。”
“你觉得你老婆唱歌比你好？那为什么你要出来装头猪呢？”周立波问。
周彦峰的回答让爆笑剧转成催泪剧：“我为我老婆装猪都可以，任何东西都可以。”
后台的一侧，29岁的许娜捂住了脸，这个平常笨口拙舌的老公，从未说过这样的话。
评委们破例让许娜上台，她深吸口气，清唱田震的《干杯，朋友》，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认真听她唱歌。全场无声，许多人瞪大眼睛：装猪男人的老婆，竟有这样好听的声音。
许娜晋级，进入《中国达人秀》全国40强。随后这段视频在网络上疯传，夫妻俩成红人了。
其实许娜是和老公一块报名参加初赛的，两人没排在同一天。初赛那天下午两点多，许娜正准备上场，3岁的女儿过来牵她：“妈妈，有东西进鼻子里了。”调皮的女儿抠下鞋上的红珠子，不知怎么塞进鼻子堵住了。许娜赶紧带女儿去医院，夹出珠子还带出了血。“折腾到下午六七点才上场，中午下午都没吃饭，心里又急，影响发挥，唱了一小段就被摇铃，让下场了。评委说我声音条件不错，但有些紧张。”
周彦峰的初赛也不顺利。从中午等到傍晚，倒数第二个上场，模仿了洛桑的口技：大号、小号、架子鼓……还拿出块牛皮，吹成曲子。评委说，你还能模仿什么？他说，宰猪。嘶叫声中，评委很快摇了铃，让他下场了。周彦峰觉得有点委屈：“好多人都说我模仿宰猪很像，可能城里人没感觉吧。那个蹬腿倒地的动作，是二炮文工团一位老师指点后，我才加上的，不是随随便便的。”
已经算淘汰了吧？两口子继续安心卖鸭脖。一个多月后，周彦峰接到一个电话说，你晋级300强了，什么时候来一下电视台？“我开始以为是骗子，没理他。后来他老是打，我才信了。大概因为我口技宰猪那段视频放到网上，反响不错，就让我继续比赛了。”
唱歌女和口技男
这是周彦峰和许娜第二次参加选秀节目。第一次是5年前，北京大兴区举行《我型我秀》比赛，许娜不敢去，小姨帮她报了名。赶过去时，许娜看到了周彦峰。
在超市做促销员的许娜不久前见过周彦峰。厂家促销搭台，经常请人表演拉人气，有一次就请了周彦峰。那是许娜第一次听到口技，觉得真神奇。向相熟的业务员打听了周彦峰的名字，算是记住了这个人。没想到又碰上了。
许娜打招呼：“你来比赛呀？”周彦峰说，是呀，你也来比赛？许娜有些不好意思，就说：“来玩玩。”然后互留了电话。
许娜没进复赛。周彦峰进了，再下一轮也被淘汰。那年冬天，两人开始恋爱了。
北京怀柔人许娜从小喜欢唱歌。1岁时，只要一哭，妈妈就把爷爷的双卡带大录音机往外一摆，随便放首歌，她就不哭了。长大了些，开始捧着录音机学唱歌，“唱啊唱啊，不吃饭也不会饿。”
河南淮滨人周彦峰从小喜欢吹口哨，小伙伴间靠这个联络，号称几公里外都能听到。后来自己学着用树叶、塑料片、甚至名片吹歌曲。在村子商店的电视里看到洛桑的口技后，周彦峰觉得真神奇，就自己买来录音带跟着学。“村里人说我吹得挺像，应该去北京发展。”
周彦峰到了北京，当送水工、摆摊卖煎饼、卖八宝粥……偶尔有了演出，都是去促销卖场。“我最大的一场，中关村海龙大厦促销，上午下午各演两场。演出公司打电话说，《北京晚报》都登了我照片。”可也仅此而已，最大的这场只挣到150元，小场只有四五十元，演出的机会还很难得，三四年里也就十几次。周彦峰说：“我喜欢这个嘛，就当玩去了。”
两人想去参加别的选秀节目，可赛场都在外地。“想着要花那么多钱和精力，那就算了，我们还得过日子。”许娜看看自己：“而且那些节目的评委都说，一定要形象好的，我这么胖。”
2006年，送水工周彦峰被送水叉车撞倒，当场晕迷，头部和腰部受伤。公司把电话打给许娜，她吓傻了。“当时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最坏的都想到了，一下子明白他对我太重要了。”许娜照顾住院的周彦峰一整月。
那年10月，两人决定结婚。第二年，女儿周雨脉出生。
2008年5月，周彦峰放弃在北京摆摊卖八宝粥，到上海投奔卖鸭脖的姐姐。奥运会临近，他的粥摊总被没收，几乎没法再摆。“那个生意其实不错，我自己研究配料，熬粥装在封口杯里，开始没人喝，后来专门有人赶来喝，早晨两三个小时就能卖出七八十杯，不做了可惜。”
下火车时，周彦峰兜里只有40块钱。3个月后，他用卖鸭脖挣的本钱，再借了些，租下中兴路一间房子，把老婆、孩子和母亲接过来。
从奥运会到世博会
10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一张大床，最显眼的是一个双开门卧式大冰柜，柜门锈迹斑驳。
周彦峰和许娜凌晨三四点睡下，早上八九点起床，从冰柜里拿出当天要卖的鸭脖、鸭头、鸭肝……足有十多种，开始卤制。3岁的女儿和70多岁的母亲都会帮忙，把藕或面筋切成片，串在竹签上。
下午3点多卤好了，全家吃唯一的一顿饭。4点半，在去年就该出摊了，但今年不行，有世博会。“去年城管5点半下班，如果加班也就是开车转一圈回去，今年是来回转，或者就停那守着。起码9点到9点半才下班，有时候11点半都不走。”
仅仅一年，做鸭脖的主调料小米椒从每斤6元涨到了16元，最受欢迎的金针菇从每包6元涨到39元，鸭爪也从每个5毛2涨到了8毛多……周彦峰晃着指头算账：“我们两个摊子，一天好了卖500块，20%的利润，赚100块。所有生活开支算七八十块，一个月全家就能剩几百块，好了1000多。去年好些，有35%的利润，一个月能剩下2000块。”
房东敲门进来，闲聊几句什么时候下次比赛，然后说到正题：“我5年没涨过房租了。以前租500的，现在别处都要租1500。”
“你看我攒了3个月，才攒够下次房租。”周彦峰摸出下3个月的2100元房租，和房东出门商量，几分钟后回来公布谈判结果：再下次收房租，要从每月700涨到900了。
周雨脉正跟着手机一首一首连着唱歌，每首都能咿呀跟上小半的歌词。许娜给女儿递上一管汽水当话筒：“我怀她时在娘家，几乎没间断过唱歌。生出来就成这样了。”本来蹙着眉的周彦峰乐了：“看我家丫头，自己能学会这么多。她可聪明了，墙上这字‘日本长崎县－上海市节能环保产业交流会’，她两岁多就认识。”那是从废品站买的广告板，贴在墙上防脏，成了周雨脉最早的课本。
老顾客打来电话要求送货，即使要在41度的高温里骑40分钟电瓶车，也不能推辞。
“要是成名了，就不用这么累了。”旁边的邻居说。
“是啊。”周彦峰说，要是有人帮着策划就好了，把他的口技和老婆的唱歌组合成一个节目，“有点像小沈阳那种。又有搞笑，又有唱歌。”停一停又说：“不成名咱还卖鸭脖子，怕什么，无所谓的。”
“明星”两小时逃跑5次
8月13日下午6点，暑热还没有丝毫消退，许娜把货柜搬上电瓶车后座，把一盘盘卤味搬进货柜。没几分钟，全身都湿透了。
头一天许娜中暑了，没去摆摊，今天还是头晕不想去，可有好几家媒体约好了拍照。“我们不能让人说，怎么还摆架子呀。”
玻璃货柜顶上束着两条黑色宽皮筋，靠边别着剁鸭脖的刀，中间倒扣着旧货市场买来的灯。晚上打开，整个货柜都亮堂。
“嘿，鸭脖子，今天没去唱歌呀？”许娜停在摆摊的路口，没一会儿就来了熟客。
“还没下次比赛呢。”许娜说：“还是要肠吗？几根？”
桥洞下摆摊的同伴路过这儿，老远喊许娜：“好多人看了电视去桥洞下找你啊。还有你这旁边小区的，都不知道你在这儿摆摊。”
前几天，甚至有夫妻俩骑一小时的电瓶车来这儿，就为买许娜的两根鸭脖子，说一句“你要加油”。
一家电视台来了，摄像机架起来，人渐渐围过来。
“你挺为劳苦大众争光的。”有人嚷。许娜讪讪地笑：“没那么严重吧。”
光打在许娜脸上，油汗很快浮了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喊：“给我们唱一个吧。”
许娜从没在卖鸭脖时放声唱歌，只是偶尔低声哼唱。大家喊得那么响，许娜有点不好意思，就唱了，还是《干杯，朋友》。外围的人听不清，不满足地喊：“大声点啊。”
这么多人围着，好像已经成了明星。
“都已经是明星了，还卖什么鸭脖呀！”有人问。
“咳，什么明星？土星！我们不卖鸭脖吃什么呀！”周彦峰挤进来，他本来在两公里外摆另一个摊子，电视台需要两个人在一起的镜头，就把他喊过来。
许娜给切鸭脖的周彦峰擦汗，过一会儿又擦。周彦峰有点儿不好意思：“正拍呢，别老擦，看着多假。”许娜过后大笑：“这有什么呀，我又不是刻意的，平时也这样啊。”
人越来越多，渐渐占住了小半边巷子。许娜有些担心地看远处。果然，一个穿城管衣服的人走过来了。
周边的几个摊子推的推，骑的骑，全跑了。许娜也顾不上拍摄，说声不好意思，骑上电瓶车就跑远了。
10分钟后，再回到这里，刚才围观的人一个都没有了。
“唉，我有点不太敢接受采访，就因为这个。”许娜一边说，一边让外甥去看看“黑猫”走了没。摊主们都叫城管“黑猫”。
许娜记得有报纸写，过来找她时，一路有许多流动摊贩。这句话让她胆颤了好几天：“大家都是在这讨生活，养孩子，要城管看到这句话会怎么想，万一大整顿怎么办？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影响大家。”
外甥很快回来，低喊，“来啦，快走。”许娜又骑上电瓶车跑了。
许娜说今年被收过两次摊，城管过来一拍玻璃柜上的灯或刀：“别跑！”连货带架都收了。“以前骑三轮车，连车一起收，现在的电瓶车倒不收。”
“有时候给个面子，不收货，罚款，一次一两百元。每月平均三四次。”周彦峰说。
两个多小时里，许娜跑了5次。最后一次，城管停车不走了。许娜干脆去西藏路桥洞下唱歌。
周彦峰打来电话说“黑猫走了”时，许娜还不想回去，她想再唱几首，多过会儿瘾。
第二次电话打来，许娜不再对墙站着了。她向桥洞外走去，在路上仰头高歌：“在等待，在等待未来，无所谓不甘寂寞的无奈。在等待，在等待未来，不再为悲喜伤怀。”
周彦峰盘算着他的小理想：回北京怀柔开个农家院，里面修个唱歌房。在那里，每一个客人都能听到许娜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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