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部门的领导一正二十副？ 面对几个分管领导不知找谁汇报工作？
这里办的营业执照外地不承认？ 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政改措施，一年来，深圳的大部制改革在运行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障碍，而尤以人事安置问题和外部对接问题最为严重。
深圳的大部制改革虽然仍残留了“干部终身制”的痕迹，但它的总体趋势是向好的，是向着消灭“干部终身制”的方向发展的。正如有评论认为，“一正20副”还不代表大部制改革的失败。深圳大部制的改革必然要有一个过渡期。
2010年8月，深圳市忙着两件大事：建特区30周年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一年倒计时。
而在头一年8月进行的、被誉为送给30周年大礼的大部制改革，深圳本地媒体却鲜有提及。
外地媒体却没有忘记这场改革，不过却是深圳市某个部门因为大部制以后领导数达到“一正二十副”的新闻。
诸如大部制改革后带来的人事消化难题等后遗症，这场深刻的变革正遭遇几个难题的纠缠。本报记者倪志刚 深圳报道
人事安置瓶颈 一个部门的领导，居然有一正二十副？
7月11日，奥一网深圳视点论坛一条《深圳某市直部门领导数量为：1正19副职！》的网帖迅速火爆。
这个机构是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合并部门最多的一个单位。网友们发现，除了主持全面工作的“一把手”，机构领导中还有11名副主任、6名副巡视员、1名机关党委书记、2名担任下属中心主任的党组成员，一共20个副职。
而据《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31个机构改革后的市级政府部门，副职人数达到十余人的，并非仅此一家，而大部分机构的副职普遍超过了7名以上，距离近一年前机构改革中曾经提出的副职数原则上不超过5名，“超标”问题仍然严重。
深圳市编办在回复记者的函件中介绍，深圳一些大部门，如科工贸信委、文体旅游局、市场监管局、卫生人口计生委等，目前确实存在超职数配备局级领导的情况，尤其是科工贸信委较为突出。该委实际配备主任1名，副主任10名，超编7名，而其他的属于非领导职务，网友存在一定误解。
对于机构改革来说，最大的困难莫过于人事安置问题。深圳的大部制改革中，需要安置的局级领导就有98人，还有为数众多的处级、科级干部。
副职增多成为必然。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郭巍青对此的看法是：“改革初期出现这么多的副职，如果只是过渡性的安排，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么多领导干部，安置起来也要一个过程。关键问题是这样的安排是否会延续，如果实行大部制后，部门一直保留太多副职，那对改革是不利的。”
在人事安置之外，改革的阻力还有部门利益之争。
深圳市原编办主任王敏谈到这场改革时说，其中的阻力之一就是人。
除此之外，很多公务员认为这场改革使得他们的晋升通道变窄，而处于基层的公务员更是倍感压力。
湖南籍深圳公务员李大民(化名)本来是一名副科长，大部制后变成了一名科员。
“原来还想哪天升成正科，争取退休前也升上正处，这下反而退回起点了。再升副科长？还有一堆原来也是副科的科员在等着咧。”这个25岁的年轻人，对前途表现出了悲观。
而更底层的科员则认为恐怕几年都难得有提升的机会，因为要安排也是先安排那些多出来的领导。
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公务员难免消极怠工。李大民说，群众去办事时，一些公务员就推来推去，让办事的人不知所措。
深圳著名网友金心异在大部制改革之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未来三五年内，深圳的中低层干部将会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深圳市社科院一位专家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适当收窄公务员上升通道，可以促进整个社会人力资源更合理分配，公务员不是唯一出路。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肖俊指出，公务员应该采取聘用制，建立公务员退出机制，让人员流动更加灵活。
深圳的决策层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该市编办介绍说，对此问题深圳也积极探索通过制度创新等方式予以解决，今年初启动的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按职位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将全市行政机关公务员职位分为综合管理、行政执法和专业技术三大类别，分别制定实施与职类特点相适应的独立职务序列、薪酬及管理制度，解决领导职数有限问题。
也就是说，公务员不一定非得通过当领导获取高薪酬，通过职级的提高一样可以获得高薪水。“以后普通科员比领导薪水高应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深圳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
对接障碍 深圳市一条贯穿宝安区和光明新区的一个重要区域干道松白路，改造扩建了两年，已经超过了竣工期，却仍然是半拉子工程。
8月初，《深圳晚报》记者去调查时发现，工程延误可能与大部制改革有关。宝安区交通运输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原本是由原宝安公路局在组织实施，但后来因为大部制改革的缘故，工程便中间易主。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在深圳，目前只有市一级已经实施大部制改革，而区一级的改革尚未启动，这导致一些管理体制的混乱。
今年宝安区两会上，政协委员杨羽寒提出的一个问题或许正是松白路停摆的原因：以前城市次干道由区政府规划、投资、建设，大部制改革后权限上移到市里。而处在磨合期的道路建设也就会出现停修的现象。
区级暂时不对接，正是深圳大部制改革遇到的一个难题。在深圳的改革中，一些部门已经实行垂直管理，区级管理功能将缩小。
区级什么时候实行大部制改革？目前并无明确的时间表。有人认为，面积最小的盐田区或将成为区级大部制改革的试点区。
区一级的公务员们已经感到山雨欲来，但是雨点一直没有落下。
深圳除了向下对接，向上、向外的对接一样存在磨合的问题。
深圳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机构是一个部门对一个部门，而现在，深圳的部门突然变得让上、下都陌生了，找不到对口的部门。这就使得深圳拿出很多时间和精力来与上、下各个部门协调、对接。
不过，由于省级部门对于大部制改革的对接问题多是呈支持态度，这得以让改革能够平稳运行。
大部制改革产生的很多新部门，让深圳人在与外部对接的过程中，同样产生麻烦。
福田区一家电子公司的经理邓则回湖南洽谈一笔生意时，他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上的公章令对方生疑：发营业执照不是工商局吗？你们怎么是市场监管局？解释半天，对方还是半信半疑。邓则好说歹说让对方打电话到深圳市政府求证，这才让合作方打消了疑虑。
不过，深圳市安全生产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障碍基本不会存在，因为职能的履行，不在于机构的名称，而在于机构职责是否法定。比如企业登记注册职能，在外地是工商局负责，在深圳是市场监管局负责，都属于法定职责，并不存在外地不承认的问题，但可能会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在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基本上也是这个道理。
他说，在与上级对接的过程中，对应的省级主管部门包括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知识产权局、省版权局。虽然对应的上级主管部门较多，但上述对应关系清晰，对上协调基本不存在大的问题。但是有两项职责在上下对接问题上需要进一步理顺：在餐饮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在价格监督检查职责，这两项职责在文件流转、业务指导、工作联系方面目前正在建立完善合理的沟通协调机制。
他介绍说，在对下对接方面，安全生产局实行三级垂直管理，因此不存在对接的问题。
“开会是个麻烦。”深圳某部门一个工作人员说，大部制后，由于上面对接的部门比较多，文件和会议增加较多，不少的会议存在性质相同、主题相近的情况：“一个执法行动，在上面是多个部门联合执法，在我们这就一个部门。上面的部门一起开了会，然后又要分开开，我们也都得去。”
“以后就会慢慢习惯吧，大部制改革地方多了，就没问题了。”商人邓则宽容地说。
内部磨合 广东当地媒体的一个细节，生动描述了大部制改革后内部关系没有理顺的状态：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公务员文华(化名)经常会陷入不知找哪一个副局长的纠结中。合并后局里多出几个副局长，“几个副局分管的工作有交叉，有时真不知道该向谁汇报。”有时候，他得三个人都请示，而有时候领导都说不归他管。“(这样)效率反而低了。”
在最大、领导最多的科工贸信委，这个问题或许最为突出。例如一个副巡视员协助一名副主任分管相关处室的工作，一个技术改造处的分管领导包括副主任、协助副主任的副巡视员、处长以及副处长若干名。
有人指出这种过多层级领导消解了大部制的提高效能目标。
深圳市注意到这个问题，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消化超标领导。不过，在一定时间内，这仍将是他们的巨大压力。
在部门架构方面，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三分”并没有真正实现。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指出，一些政府部门本身既有政策制订权，又有执行权；一些部门合并成“委”后，决策权下却缺乏对应的执行部门。
另一个层面，还存在结构性的工作“真空”地带。
深圳西乡街道一名执法人员说，一些工业区黑网吧几乎处于没人管的状态。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大部制改革中职能调整，新的管理体系尚未建立，于是基层的一些执法处于“真空”状态。
2009年7月，深圳推行大部制后，又对原有的机构设置和职能进行调整，原本划入街道的大部分执法任务被收回，划入各政府职能部门。
在以前，黑网吧、违章建筑、废品收购等等，都是最基层的这支队伍在管，而现在，由于对接问题，暂时出现真空。
去年11月，宝安区民治街道办送到街道执法办的近500条隐患信息，没有得到处理和反馈。比如无证照经营执法职能已经调整到市场监管部门，但是市场监管部门则称因为机构改革还在进行，职能还没有明确，因此拒绝签收出租屋隐患信息。
作为大部制改革重要内容的土地监察执法主体，在一年之后才正式明确市、区两级执法主体，9月1日起施行，而以前执行此项任务的街道办土地监察机构则卸下此担。
即使如此，深圳各个区的土地监察大队和中队的牌子，除了盐田区，其余均未挂起来。“大队的牌子，领回来就放在仓库了。”一个区级查违负责人告诉记者。
网友大鹏鸟评论说，作为改革先锋的深圳大部制改革，尚有如此多的困难和问题，可见行政改革之艰难。“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他认为改革趋势是势不可挡的。 (来源：红网-潇湘晨报)
(责任编辑：杨建)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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