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社区矫正”首现刑法修正案草案中

　　本报记者周斌

　　对于轻微犯罪人员，是把他投入监狱，还是放到社区？长期研究犯罪学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宗宪说，后者的效果远远好于前者。相应的，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罪犯开始在社区服刑，截至2010年6月，全国共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48万人，累计解除矫正25万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23万人。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在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26个地(市)、1572个县(市、区)、19507个乡镇(街道)展开。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还出现外国籍社区服刑人员。社区服刑人员数量的增加、构成的变化，反映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新发展。

　　正在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初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鲜明提出了“实行社区矫正”这6个字。此前立法的强烈呼声不仅来自学界，还有各地特别是基层。

　　在吴宗宪的印象里，“社区矫正”在我国第一次出现是在1987年的一本翻译作品中。之后经过多年探讨和研究，2003年，北京、上海、江苏等6个省市成为第一批试点地区；根据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至今范围已扩大到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制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公开资料显示，目前，社区矫正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在一些发达国家，纳入社区矫正的非监禁人数已大大超过监狱中的监禁人数，完成了由以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转化。例如在英国，2/3左右的被处以刑罚者适用了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为何会被广泛应用，吴宗宪解释为“益处多多”，“有两个很明显的好处，一个是可以有效减轻监狱的拥挤状况，随着罪犯数量增加，目前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出现监狱拥挤的现象；另一个是社区矫正的累犯率远低于通过监狱服刑的人员”。

　　关于社区矫正的好处，作为最早一批试点地区的江苏省有很大的发言权。江苏省司法厅厅长缪蒂生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社区矫正有利于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因为良好的社区资源，帮助矫正对象解决了技能培训、心理调适、困难救助等问题。也有效缓解了社会冲突，社区矫正是一种宽缓的刑罚执行方式，对罪犯而言，社区矫正激发了其自我改造的动机；

　　对罪犯家庭来讲，避免了罪犯入狱带来的家庭破裂、孩子失学失教等社会问题；对罪犯周边群体来讲，在直观了解罪犯改造后，能够更宽容、友好地接纳罪犯，最大限度地减小了犯罪行为带来的社会裂痕。”

　　不仅如此，社区矫正还大幅减少了刑罚执行成本。缪蒂生举例说，江苏省现有在押犯8万多人，省财政每年投入约23亿元用于监狱设施维护、解决罪犯生活医疗等问题，人均达2.7万元左右；而对于省内在册4万多名矫正对象，主要依靠基层司法所原有人员开展工作，每年投入仅8000万元左右。在实践中，目前各试行地区都建立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实施，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地按照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的要求，围绕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困扶助三项工作任务，在落实上认真下功夫。落实衔接管控措施，避免发生脱管、漏管。通过公益劳动、心理咨询、个案矫正、分类管理、分阶段教育等多种教育改造措施和方法，教育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不良心理和行为恶习，防止重新违法犯罪。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解决社区服刑人员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困难。

　　缪蒂生指出，自社区矫正试点以来，江苏已接收逾11万名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和效果不断提高。

　　吴宗宪认为，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没有社区矫正的硬性规定，导致一些相关工作无法理顺。“社区矫正绝对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我非常支持全面试行；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开展7年了，是时候总结经验教训，大力推动立法工作了。”吴宗宪说。

　　近期在基层调研时，吴宗宪发现，一些地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积极性很高，司法行政部门认真履行牵头组织指导管理职责，这让他很高兴，这说明7年实践社会对社区矫正是认可的，但立法层面上也很迫切。他建议，社区矫正立法应分步走，首先可以借助刑事法律修正案，对社区矫正作出规定；然后准备一个关于社区矫正的专门的刑法修正案，作出较为全面的规定；接着制定完备的社区矫正法，一部与监狱法地位相等的专门法律；最后在条件成熟时，将社区矫正法和监狱法加以整合，出台刑事执行法。

　　吴宗宪说，立法首要解决的便是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问题，“目前，刑事法律规定对矫正对象管理的法律主体是公安部门，而实际操作中引入了"工作主体"，管理者是司法行政部门。要放开手脚做好社区矫正这一工作，管理者必须有更明确的法律定位。”

　　人们对我国社区矫正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本报北京8月25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