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曾在上海贩毒筹饷 老照片揭秘历史(图)

沪西的一处鸦片烟馆，俗称“燕子窟”(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宏济善堂的完税凭证

　　《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一书展示一批新发现老照片，揭秘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侵华日军曾在上海贩毒筹饷

　　四行仓库800壮士浴血奋战，汪伪政府实施高压统治，日军铁蹄悍然跨过租界踏平最后的“孤岛”……八年抗战期间的这些史实早已为上海市民耳熟能详，不过，你或许并不知道，日军还通过一个貌似慈善机构的宏济善堂，在上海明目张胆贩毒，筹措巨额军饷。

　　最近，由上海市档案馆编辑再版的《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一书，刊登了一组最新发现的老照片，披露了上述首次被发现的珍贵史料。更难得的是，这本书还得到一名旅沪日籍友好人士的主动帮助，得以再版并增加日文说明，向更多日本人还原那个暗无天日时期的真实情况。

　　日本友人出资并翻译出版第二版

　　2007年，上海市档案馆根据馆藏档案，从国民政府末任市长赵祖康在上海解放初期移交给新中国的汪伪政府档案和国民政府档案中搜集了大量史料，编辑出版《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一版。

　　当时，在“大阪市上海事务所”工作的日籍人士渡边清偶然读到了这本书，他受到极大震撼，正如他在第二版的“翻译者后记”中所说，“看着上海在这十几年中的迅速发展，几乎不敢相信仅仅7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日本和中国交战的战场。但是，走进虹口地区，又仿佛历史的时针回转了一般，依然可以看到许多当年日本人街区的痕迹。”

　　渡边先生萌发了发行中日文对照版的愿望，他说：“这些过去的老房子或许不久也将被拆迁，但是，我希望人们特别是现在活跃在上海的日本年轻人能够记住，包括虹口在内的上海及周边地区，过去曾经是日中战争的战场，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战争带给我们的伤痛……”通过日侨史专家陈祖恩教授的介绍，他找到了上海市档案馆研究人员，表达了希望资助出版中日文对照版，并亲自担任日文翻译的想法。

　　有感于日本友人的热忱，双语对照的《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一书在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顺利付梓。与以往诸多书籍主要展示战争的残酷不同，这本书将视线主要聚焦于“黑暗八年”中普通民众的生活，以避免人们误受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灰色文艺作品的影响，把那段不堪回首的侵略者造成的恐怖误以为是风花雪月、醉生梦死。不久前，渡边先生回国探亲，特意背了一包书打算送给亲友，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日军侵华真相。

　　贩毒代理人“同僚反目”揭隐情

　　经过国民党政府的管制，清朝末期一度猖獗的毒品交易受到极大打压。日军占领上海后，一方面，日本内阁有人公开鼓吹，在中国战场，不仅“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建立慰安妇制度，鸦片更是“大东亚的特殊资源”，贩毒可“以毒养战”，好应付持久的侵华战争；同时，日军更居心险恶地希望中国人吃上成瘾后，“体力慢慢消退，意志消沉，成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废物，真正变成坐以待毙的亡国奴。”所以，在沪日军不仅纵容贩毒吸毒，更主持宏济善堂，以慈善机构名义公然贩毒。

　　据上海市档案馆编研部主任邢建榕介绍，他们在整理汪伪政府档案时，发现了一份宏济善堂前主事蒲剑英状告首脑盛文颐的“呈文”。同为日军贩毒代理人的“同僚”如何因利反目的恩怨姑且不论，这份档案从侧面反映了盛文颐和宏济善堂帮助日军大肆贩毒及日军在沪操纵的第一家贩毒机构——上海公卖处的一些情况，颇有史料价值。

　　盛宣怀侄子盛文颐“居间幕后”

　　为迅速敛财，日军一度动用军舰、火车、卡车等，从蒙古、中东、南亚等地大量贩运鸦片抵沪，起初，伪警察局的警察不明就里，还多次阻拦，日军不得不印制“上海军特务部所发鸦片运输证明”，并派军官护送。后来，毒品数量越来越多，需要有专人和专门机构主持操纵。

　　日军特务机关看中了盛宣怀的侄子盛文颐，失去大清庇护后穷愁潦倒的盛文颐已经要靠变卖古董度日，因此，他欣然接受这份大家避之不及的烫手差事。盛文颐排行第三，所以人称盛老三，后来，伪警察再查路运的鸦片时，押运者只要说一声“这是盛老三的货”，检查者知道盛老三有日本人撑腰，自然识相地避到一旁。

　　1938年2月，经日军军部所委苏浙皖特税处批准，沪南地区出售鸦片的一些商家联合成立上海公卖处，盛宣怀的侄子盛文颐“居间幕后，专司交际之责”，蒲剑英为副主任，“当时特税处冀其速成，乃特许免费登记给照之土商十户，旋增征费登记者六户，继又增至二十户，最后增至共计三十二户”，“日向宏济善堂领销红土（鸦片，记者注）三箱，每箱计有一百六十枚，每枚十二两，计每枚官价三百三十元”。

　　贩毒所得“大部分都送往东京”

　　宏济善堂从名字上看，似乎是个慈善机构，实际却是彻头彻尾的鸦片公司。其章程规定，理事长由华人担任，但副理事长和总务会计必须是日本人，所有大宗货物进出均由他们分别签字为凭。总堂下设四组，各组负责人和各鸦片栈房的管理员也是日人，盛文颐虽为理事长，却是傀儡，实际业务均在日本人股掌之中。

　　宏济善堂在多个城市设有分行，与各地鸦片商组成的“特业公会”以及黑社会勾结，形成一个个以上海为集散地，南京、苏州、无锡、杭州、扬州、芜湖、蚌埠、徐州、南通、嘉兴为分中心的贩、售、吸的大毒网。为保护鸦片商，宏济善堂曾致函伪司法部称：“凡属特业公会常董、监察各委员及员司人等，与领有营业执照之土膏行店经理及员司人等，如遇有讼事必须传案问讯，应由法院咨请上海地方法院转知敝堂，再饬其即日到案。”口气十足，特权凌驾于法院之上，由于有日本人的撑腰，伪司法部长罗君强竟然照准。

　　日军攻入租界后，宏济善堂势力更大，公然声称租界巡捕不得阻拦鸦片运输，使上海的毒品泛滥之势日趋登峰造极，沉迷“燕子窟”（鸦片烟馆俗称）的上海烟民登记数量达到20万之众，倒毙街头的烟鬼随处可见，时人称为“路到尸”。由于无人收尸，只能由慈善机构拉到野外随便埋掉。

　　据汪伪戒烟总局估计，仅以宏济善堂每年进口的1500箱鸦片计算（每箱1920两），按每两鸦片收取2元手续费，全年即有567万元收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由内蒙古、热河运往上海的“红土”达到5027000两，相当于前3年毒品输入的总额。这些烟土在当地的售价每两仅为3元，而在上海售价每两竟高达20余元，仅此一项便获利8000多万元。据汉奸梅思平被审判时供认，贩毒所得“大部分收入都送往东京……作为东条内阁的秘密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