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是公益组织市场化发展的需要(组图)

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刘文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

　　信息披露具有三层次 内容可信度也应受重视

　　主持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公布信息到底公布到一个什么程度？

　　邓国胜：信息的公布程度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募款机构告诉公众，谁捐了款，你接受了谁的捐款，这是第一个层面的信息披露。从我们来看现在绝大部分机构这一点还是能够做到的，而且能够披露得非常的详细。哪怕永光捐了一百块钱，都会在他的网上公布出来，谁捐了多少钱。这个层面越来越多的机构可以做得到。第二个层面，告诉公众他所捐的款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绝大部分做不到，他没有交代。更高的层面就是刚才文奎说的，我不但要告诉公众我这个捐款用到哪里去了，而且还要告诉公众用得效果怎么样，社会影响怎么样，这个交代就更少。能做到这个层面信息披露的很少很少。

　　刘文奎：信息披露，一个是愿不愿意披露。另外一个是能力和技术的问题。捐款这一块，我们每一笔都可以公开，而且因为都要开发票。但是我们想做到，每一笔捐款用到什么项目上，包括汶川地震，有的是用到孤儿院，什么钱用在什么项目上都很清楚。而且这个月你捐的一百万花了多少钱，匹配吗，我们希望做到实时的公布，但是现在还做不到，这需要一个信息系统。我们几十万的数据，一次救灾几十万的捐赠人，比如说你认为捐这个小学，给你那个小学你愿不愿意，有的人可能就不同意，我们重新找人。你再去变成信息，再公布，公布之后有的会变，有的觉得不好，我要变。这样我们目前想做，但是还做不到，这个需要技术支持。我们在进行信息化的规划，我们请了很多志愿者帮助我们规划，希望我们将来信息化建设完成的时候，希望能够同步。钱进来我们承诺多长时间我们开始做项目，三个月之内这个项目做得怎么样。

　　郭宇宽：不仅是公益组织，连企业都很难做到。世界级的管理企业，像台塑这样的企业我听说能够做到每一天对帐单，我们今天多少物料什么，都能够算出来。

　　刘文奎：我听说一个极致的，现在有的快递公司是你今天快递了一个包裹明天是什么状态，到达哪个城市了，都有很清楚的显示，可以差。我们的爱心包裹也希望是这个状态，今天你的包裹到广元了。

　　徐永光：你投入几个亿来建信息系统也是会有争议的。刚才提到了基金会中心，我想介绍一下，基金会中心要初步形成一个信息披露的机制，或者也要初步形成一种竞争的机制。这个基金会中心由国内35家基金会共同发起。这个信息平台要披露全国1837家基金会，这是到09年底的全部信息，991家公募基金会，841家非公募基金会，现在还在增加。无一遗漏，全部都在上面。信息内容我们涉及四级：第一级基本信息，一上去你找到所有的基金会地域分类、项目分类。第二级，每年的年度报告，是向民政部门递交的，里面有很多财务数据，年度报告都是原封不动的都要披露。这是全覆盖的。第三级，项目批示。第四，捐赠信息。项目信息我们认为非常重要，这是衡量一个基金会捐款使用的效率，直接体现透明度，每个钱花在哪里。这个项目的信息，基金会中心的机制是自愿披露，中心不强制，你的项目必须披露，完全是自愿的。我相信将来有一些机构会披露得很好，像扶贫基金会、很多公募或者非公募基金会，他非常愿意披露信息，因为我披露得越多，在社会的信誉度就越高，他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最后有一些基金会没有披露，他不能披露。这个公众就可以来检验、可以做出判断。哪些机构透明度高，你就支持谁，哪个机构的透明度不够，你可能就不支持他。这样形成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

　　郭宇宽：他这里面还有一个，披露还有一个可检验性，就像刘秘书讲的爱心包裹，披露过，我给你送到哪，这很好检验，每个家庭都可以检验。但是未来我觉得会有一种现象，我们大家都在呼吁说你要披露，而且基金会说披露有好处，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未来很多基金会也开始披露，但是披露的信息到底是不是可检验、是不是信得过，就像做广告一样，最初企业是不想做广告，后来都知道做广告好，广告业也存在广告的公信力，比如说蒙牛一些做奶粉的企业一直都是很喜欢做广告的，你看到他广告上披露的我们都是，照片拍摄的生态牧场，我们的牛也特好。最后消费者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除了我们顺应媒体的需要，顺应基金会自己的需要，而且公众意愿，我们给他披露，那是被动的。另外，这个社会还要有一些主动的第三方进行一些监测，这里面也有一些NGO、也有一些媒体的推广。

　　邓国胜：在国外信息披露只是第一个层面，包括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也是。另外，他需要有一些专业的分析，因为基本信息的披露有时候公众也很难看得懂，公众也很难甄别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就需要专业的机构对信息进行专业的分析，在专业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专业的分析报告来进行对专业的引导。

　　刘文奎：信息披露的价值有两个，第一，就是监督，你披露出来看有没有不合法、不规范的。你敢披露了，拿出来以后就很容易发现。第二个层次，我觉得就是比较，给公众一个比较好选择。都拿出来都是合法的，都做得很规范，这时候比效率。你花的成本最少，干的事情最多，我们认为这是第二个层面。这两个功能是社会功能。

　　主持人：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包括基金会主动公布和被动公布的信息，是不是公众想了解？

　　徐永光：我听到一些人的反映，他说我最想了解我这一块钱用到哪里，这是公众最想了解的。有些机构认为简直是做不到，实际上是可以做得到的，只是成本高一点。有的大额捐款指向性的使用，小额捐款你也可以指向，我希望我这一块钱捐到哪个项目上。他们就把你这笔钱归到这个项目下。最后告诉你，你要对名单，也可以对，这一万个人捐款建了这一个学校，这一万个人的名单在这里面。

　　刘文奎：我们每次做一个捐款就会设一个热线电话，热线电话的主要功能是接他的电话，收到我的钱了吗？我的钱你们给了孩子吗？这些他们都非常想了解，其他人我想他们也非常希望了解。公布信息是有好处的，我们更强调，我们在入款的时候跟捐赠人交代的时候说是你的义务，你必须公布，你要不公布，马上捐赠人说你说不清楚，你是不是贪污了，马上就带来问题。

　　郭宇宽：也是我们公益组织要发展成长需要经受的道德挑战，我们的捐赠人过去很难理解，公益组织自己也要花钱的，汶川地震我给你十块钱，你买十瓶矿泉水全运到那边，但是他不知道搞公益的人也需要吃饭，这十瓶水运到问船还需要油费。怎么让大家不产生怀疑，我们是捐给苦孩子的，钱都花在你们身上了。大家会有这个质疑，解决这个质疑也靠公开，比如说我们公益组织的人要不要拿工资？而且公益组织我在这里面干了二三十年，我有没有这个资格获得一份体面的报酬，我也是一个受尊重，包括我的家庭、生活很好的报酬。这肯定是需要的。不然公益组织怎么能吸引优秀的人，短期内志愿者做一个票友，我去汶川爱心贡献，这样可以。但是一个人专业干二十年公益，你不给他收入能留住什么人吗？任何一个人能做到吗？在这种情况下，公益组织对自身建设的透明度。有人希望公益组织都是精英，没有关系，你把简历每个人都公布出来，你们招聘的是什么人，哪怕项目专员，一年给他二三十万，干的事给他公布出来。哪怕我们项目经费，你自己乱吃乱花了吗？能落到办公经费，我们一年厕所用了多少卫生纸，用了多少办公用品，都给大家公布出来。渐渐，公益组织的腰杆子硬了。

　　徐永光：宇宽讲的这件事情公众特别需要了解，做公益的人不能喝西北风，他不能日子过得像叫花子。他也是投入了他的能力、精力、智慧，他也需要是个人才。结果你让他来喝西北风，拒绝了很多优秀的人到这个行业上来。

　　郭宇宽：公开是一个关键，度其实不要紧。哪怕一个做公益的领导，给他一年一百万，他敢公开说我今年拿了一百万，公众就要检验你干的那点事值不值一百万，你这个人才给社会创造的价值值不值。就像唐骏说打工皇帝年薪十亿，其实最后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所以你不用担心挥霍无度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