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免于恐惧，需要一个正当理由

　　违法拆迁遭到拒绝后，指使手下教训“钉子户”独子，酿成命案的重庆黑龙集团原董事长向世全二审改判为死缓。二审判决认为，其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鉴于向世全在二审期间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9月2日《重庆商报》)。

　　不出所料，这个新闻引起了网民极大关注，且评论几乎一致作出了“花钱买命”的判断。我充分相信法院的考量能促成罪犯、被害人家属及司法的“三赢”局面，但法院的判决，特别是针对一个在全社会影响很大的命案的判决，除了“三赢”，还要考虑判决将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示范效应。或者说，改判的本身也许不是多大的问题，但改判的理由，必须要让社会免于因“花钱买命”的判断产生恐惧。

　　近年来，刑事和解已成一个司法热词，轻微刑事案件多为自诉案件，受害人拥有一定的诉权，其与嫌疑人的“和解”在法律上没有什么障碍；而重案、命案则是公诉机关代表国家进行诉讼，在法理上是不能接受前两者的“和解”的。另一方面，重案、命案的犯罪性质已经是针对整个社会而非特定人，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直接受害人已经死亡，所谓的“受害人”只是相关利益人，在“和解”

　　的过程中，其实更多的是利益的博弈，而非真正的“和解”。

　　“死刑和解”中的“和解”，从法官的角度，可以认为主要是看其是否“真诚悔罪”，但表现在形式上，受害者或其家属视其是否“真诚”的标准，恐怕只是赔偿数额的大小而已。这很难责怪被害者家属，他们并不负有牺牲自己应有利益而为社会免于“花钱买命”恐惧的义务，当自己的应得利益被作为筹码摆上桌面时，他们的选择不应受到指责。但让社会免于恐惧的义务，总当有人负起吧。

　　四川廖德凯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