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老人回归为老兵
如果说，是晏欢帮助赵振英找回了往日的回忆，那么邓康延做的事，则是把这个老人的故事留在胶片上，让更多的人知道。
从朋友晏欢那儿听完整个故事后，深圳市越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邓康延，决定成立一个摄制组，为赵振英拍摄一部纪录片。
几年来，这家民营纪录片公司制作了不少与远征军有关的纪录片，并屡屡在国际国内的纪录片展会上斩获各种奖项。在邓康延眼中，发生在赵振英身上的这些故事，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纪录片题材。
“无论是大历史还是个人命运，赵老都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一个样本。”他这么解释自己的拍摄动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二战老兵，都享受着国家丰厚的养老保障和无限的荣光，惟有在中国，老兵要独自艰难而顽强地走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如果他们就这样被湮没，我们对不起历史，对不起自己的良知。”
2009年5月，在晏欢的安排下，美国人尼尔如约来到中国，晏欢带着摄制组，与他一同去了赵振英家。
起初，面对故人之子，赵振英略显拘谨。这个老兵只是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道：“很高兴见到你。”尼尔却一下子将老人搂在怀里，哭泣起来。“你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这个美国人说。
这次来中国，尼尔·葛顿南给赵振英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一对父亲留下的国民党军队的少校领章。冷静下来后，他把领章亲手戴在了这位老兵的领子上。
这是时隔60多年后，赵振英第一次见到代表着往日荣耀的证物。
随后，晏欢又与邓康延商量，让摄制组带着尼尔和赵振英，一起去一趟云南和四川。在这趟历时一个多月的行程中，晏欢欣喜地发现，在与那些旧日战场重逢之后，老人身上消失已久的军人英武之气，“好像慢慢地回来了”。
有一幕场景，深深刻在了晏欢的脑海里。
旅程的其中一站，是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抗战胜利后，云南省政府在腾冲为反攻中阵亡的远征军将士修建了这处国家公墓。从来凤山小团坡的山脚至山顶，依编制密密地排列着9000多块阵亡将士的石头墓碑，碑上刻着每位烈士的姓名与军衔，在山顶上，还有一块大型纪念碑。
通往山顶的台阶很长，赵振英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敬上一个军礼。晏欢劝老人，休息一会儿再往上走，赵振英却一直爬到了山顶。他告诉晏欢：“这些弟兄都是战死的英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都在山顶的大碑里。我要是停下来休息，不是让他们看笑话么？”
那天与摄制组同去祭拜的，还有一个来自香港的警察代表团。在墓碑前三鞠躬后，年轻的警察们合唱起了《满江红》，赵振英也加入其中。合唱结束后，人们又向纪念碑集体敬礼致敬。
按照军衔来算，在场的人里，赵振英的职务最高，于是，这个昔日的少校营长，再一次拥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力。
“向英勇献身战胜敌人保卫祖国的英雄致敬！敬礼！”老兵一声令下，“叭”地一声，众人整齐划一地举起了右手。
那一刻，晏欢没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一个活的见证者见证历史
尽管纪录片拍摄得很顺利，但晏欢心里始终有一个放不下的心愿。
无论是那张老照片，还是那个红色笔记本，都是约翰·葛顿南少校留下的遗物，作为儿子，尼尔当然想把父亲留下的这些遗物带回美国。但在晏欢看来，这些珍贵的文物应该留在中国。他多次向尼尔承诺，一定会为这些来自异乡的“宝贝”，找到一个最好的归宿。
在考虑了几天后，晏欢决定，将它们捐给位于四川成都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这是中国民间资金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抗战博物馆。创办人樊建川，也被媒体称为“中国最有历史情怀的博物馆馆长”。
在樊建川眼中，由这张老照片和这个小红本引出的故事，“为观察那段历史提供了最为独特而富有意味的视角”。随后，在博物馆的援华美军馆里，他单独开辟了一个展厅，向观众展出这些珍贵的文物，在展厅的正中，树立着他为约翰·葛顿南少校定制的半身雕像。
“请让我表达对你和你父亲的尊敬之情。”在得知约翰·葛顿南的故事之后，一个中国姑娘对尼尔说。
面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这个此前还半信半疑的美国人，显得无比激动。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他感动地回答道。
而在这里，赵振英也获得了许久未有的尊重。
在建川博物馆的老兵手印广场上，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这个老兵的手印放大了120%%，印在了一块高3.7米、宽2.4米的钢化玻璃上。
这个手印并不孤独。与它相伴的，是其余40多块钢化玻璃上的近4000只老兵手印。正是这些手，挡住了来势汹汹的日本军队，拯救了整个中华民族。如今，这些老兵的手印，固化成了钢化玻璃上的印记，也凝固成了一段历史。
在手印广场的不远处，还有一个樊建川设计的“壮士广场”。在这个10000平方米的广场上，陈列着215尊高2米的铁合金雕像。这个钢铁铸成的战阵里，有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有卢沟桥抗敌的宋哲元，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也有蒋介石、宋美龄、陈绍宽、张灵甫、孙立人……皆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杰出代表。
晏欢带着赵振英，来到“壮士广场”。老人很快就从200多尊雕像里发现了自己的老长官——新六军军长廖耀湘。老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然后把一束鲜花放在了雕像面前。
接下来，晏欢问了赵振英一个长久以来一直藏在心里的问题：“如果知道后来会受这么多苦，你还会选择抗日吗？”
“我不后悔。”老人回答得很干脆，“我尽到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还一直活到了今天，我知足了。”
目送着老人，看着他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壮士广场，晏欢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幻觉：这个拄着拐杖，背影佝偻的老人，与威武雄壮的铸铁战阵，仿佛融为了一体。
“是英雄而不自知者，才是真英雄。”晏欢感叹道。
93岁的老兵重逢28岁的少校
四川之行结束后，人们都以为，赵振英的故事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通过一个在美国的朋友，晏欢弄来了一卷美国人拍摄的南京受降仪式现场的纪录片。2009年4月的某个下午，摄制组的人聚在一起，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资料，能够补充到即将拍摄完的片子里。
胶片无声地转动着，重现着南京受降的种种细节。人们看到，在赵老此前描述过的裹着蓝白相间布条的旗杆下，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的面孔，在镜头里依次闪过。
突然间，镜头里出现一个年轻英俊的中国军官的面部特写，足足有四五秒钟，他侧对着镜头，像是在给士兵们训话。之后，他的正脸转向了镜头。
摄制组的人与赵振英已经相处了很长时间，老人年轻时候的相貌，他们看过相片，也都记在心里。在沉默了一会儿后，人们突然异口同声地大喊起来：“天啊！这不是赵老吗？”
“异国影像上保存的这张面孔，正是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东西。”事后，邓康延感慨道，“在宏大的历史面前，个体是那么渺小无力，但人性中的勇气与坚韧，将穿越浩淼的时空，永远被后代铭记。”
2010年9月7日，这天晚上，像往常一样，赵振英煮了一碗馄饨当晚饭。吃过饭后，在昏暗的灯光下，老人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电视，不到9时，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65年前的1945年9月8日，28岁的少校营长赵振英终夜未眠，他与团长王启瑞在团部开了一夜的会，商量第二天的会场警戒工作。散会后，他不放心，又到礼堂内外巡视了一番。举目望去，在头顶晴朗的天幕中，无数的星星在闪耀。
几个小时后，等到太阳升起，这个少校和他的士兵们，就要精神抖擞地踏入会场，见证他们一生中最值得铭记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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