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就增长方式转变、增长的正义性等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
汪晖表示，要讲增长的正义性，中国首先必须改变出口导向型、一味追求GDP的发展模式。否则，中国劳动者仍将得不到应有的补偿。
汪晖认为，完全的市场化，并不能带来发展模式的改变。相反地，容易让国家在市场和社会间丧失中立立场，继而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改变的关键在于调整国家和资本的关系，让国家真正成为一个中立的调解者；而在资本面前，国家所能依托的只有强大的社会力量。
增长方式的转变
《21世纪》：本届达沃斯主题为“推动可持续增长”，请问如何发展，才能体现出经济发展的社会伦理价值——“增长的正义性”？
汪晖：要讲经济增长的正义，经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中国出口导向型、一味追求GDP的发展模式必须变化，不能总以世界工厂的角色发展下去。这一发展模式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双顺差，经常性项目顺差高企（主要是贸易顺差）、热钱大量涌入中国；其二、是高能耗，环境破坏严重。不仅造成了不少经济问题，也带来了道德困境。发展成为了一个不断自我损耗的过程，中国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也使中国在气候问题上陷入道义被动。
社会结构调整：劳资关系和内部开放
《21世纪》：你刚才提到了宏观层面的经济结构调整。请问新的发展模式，应该如何调解这一改革带来的深层次矛盾？
汪晖：经济发展一要体现出“增长的正义”，二要调整的劳资关系。目前，中国的劳资关系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劳资关系紧张有几种表现：其一，中国长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高度依赖廉价劳动力，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其二，1990年代末开始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中，下岗职工的劳动补偿普遍不足。从表面上看，这体现的是劳动和政府的矛盾，但从更深层次上来讲，需要调整的是国家和资本的关系。
另一个突出体现，就是消费者和房产开发商的关系。土地是公共资源。在中国，城镇土地国家所有，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公共资源如何服务公共社会而不是被资本控制，这是最核心的部分。
《21世纪》：我们应当怎样逐步调整劳资关系呢？
汪晖：调整劳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仅仅是待遇问题，还有劳动者的尊严问题。想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除了加强工会集体协商力量，还需要更好的二次分配手段。
大方向上，经济结构调整是必须的，但同时国家内部也要开放。现在中国存在一个“沿海—中部—内地”和“城市—乡村”的等级结构，一切人力、资本、资源都是单向流动的。
《21世纪》：这一内部等级结构的问题在哪里？
汪晖：中国城市是一个行政中枢，国家经济完全以城市为中心，乡村一直是配角，处于被控制状态。沿海和内地的关系也是类似等级结构。原有的长三角、珠三角都发展起来了，耕地早被开发，因此最后负责保障的其实还是内地，这对内地的发展是很不公平的。
《21世纪》：你刚才也提到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资本关系的调整。你怎么解释当今的国家资本关系？
讲增长的正义，讲社会分配的公平化，离开国家的角色是不可能的。社会需要一个中立的调解者。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个调解者还是非国家莫属。国家需要建设一个中立的，甚至更多倾向劳动和大众的调解机制。国家只有依托强大的社会力量，才能抗衡资本的力量,在不同社会领域之间达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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