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男骗子儿女已成群 “妻妾”结伴上告讨说法

　　两个被骗的女人联手上告骗子

　　今年6月3日，对于吴菲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那天刚起床，一家人都还在围着孩子转，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吴菲开门后，随即呆立在那里。一个身材微胖的女人，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站在门口，大的孩子不过二三岁，小的还不会走路。

　　“我是孙颖，甄世荣的妻子。”女人未语泪先流，“他已经半年多没给我们生活费了。 ”

　　孙颖就是吴菲在手机中看到的“糠”。她与甄世荣相识于2006年，此后保持着同居生活。 2007年9月，孙颖为甄世荣生下一个女儿，于2009年9月又生下一名儿子。在2008年5月前，孙颖和甄世荣及其父母一起共同生活，此后，甄世荣和她搬到上海南汇的一套房子里。但搬进去之后，甄世荣只在每个周末过来和她见上一面。到了2009年5月，甄世荣又将孙颖带到浙江湖州，其父母和小孩也跟着搬过去，一同生活。此后不久，甄世荣又将孙颖带回上海。

　　孙颖手中也有一份甄世荣与她签订的抚养费协议，协议中写明，甄世荣支付给孙颖两个孩子抚养费共计80万元。可实际上，甄世荣此后一分钱也没有付过。孙颖用自己的积蓄贴补家计，如今山穷水尽，只得辗转找上了门。

　　面对两个女人，三个孩子，甄世荣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他自知难以自圆其说，夺门而逃。

　　吴菲和孙颖在联系甄世荣未果的情况下，气愤难填。次日，她们打开了甄世荣未锁的保险箱，从里面拿走部分甄世荣的房产资料和个人资料，并短信通知对方尽快与她们联系。

　　再回想到相处时的点点滴滴，吴菲惊恐地发现，甄世荣在外面应该仍有众多女人和众多孩子。这一想法瞬间像乌云一般笼罩了她的全身，让她深感惧怕。

　　“今后，我们跟他肯定是没有任何关系了，但孩子是他亲生的，他应该负起责任来。 ”6月9日，吴菲和孙颖一起，起诉至法院，要求甄世荣依据双方签署的协议，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庭审纪实

　　被告称200万抚养协议是“被胁迫签署”

　　在昨天的庭审中，双方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抚养权的归属和抚养费的给付。两名原告分别拿出她们于2009年9月和2009年10月与被告签署的协议，协议中，双方对于孩子的抚养费问题达成一致，分别是支付给吴菲的孩子132万余元，支付给孙颖的孩子80万元。两名原告均要求被告一次性支付上述抚养费。面对两名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被告甄世荣的代理律师一一提出反驳意见。

　　抚养权的归属

　　两名原告提出，三份DNA亲子鉴定证明，原告的三个孩子确系被告的亲生孩子。孩子们的出生时间非常接近，足以反映出被告至少同时与她们两人同居，他欺骗女性情感，给她们的身心造成巨大的伤害。

　　虽然被告口口声声称要孩子的抚养权，但实际上从孩子出生开始，他并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只是长期疲于应付各种女人。翻看这些资料，她们才知道，原来甄世荣的女人并不仅仅只有两个。保险箱里有张明信片，是一个同样姓甄的孩子写给“爷爷”的，祝爷爷新年快乐。吴菲怀疑，这是甄世荣的另一个孩子，因为此前甄世荣曾经提过要做 “亲子鉴定”，又说过“孩子成绩不好”。

　　她们还找到一个女作家的一本书，根据上面的地址，在网上查到女作家跟甄世荣的亲密合影以及游记，按时间推算，应该是在吴菲坐月子期间。

　　三个孩子都是从小跟母亲一同生活，目前，年幼的孩子尚在哺乳期。 “鉴于被告道德败坏，恐对孩子造成极坏影响，抚养权应该归母亲。 ”原告的代理律师说。

　　而被告的代理律师认为，两名原告并非本市常住人口，在本市并无固定住所亦无固定工作，没有能力抚养小孩，因此，被告希望能够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此外，被告怀疑，原告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只是为了更加顺理成章地居住在自己的两处房产里。

　　抚养费的给付

　　原告的代理律师提出，抚养费的金额评定应该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这是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以吴菲的协议为例，从被告答应与她签协议到最后落笔成文，当中经历了三天的时间。 “相信被告是经过深思熟虑，并有可能咨询了律师。”律师指出，协议中的一些表述，例如“平等、自愿、友好”等词汇的运用，显然是非常专业的。是被告在对自己的经济实力有过评估，认为对房产的处置足以应付当前状况的情况下签署的协议。

　　“这三个孩子都是非婚生子女，俗称‘私生子’。从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出发，如果非婚生子女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抚养费有过协议，即便协议金额高于一般水平，也应予以支持。 ”律师说，而被告此前并未按照协议每月支付抚养费，故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协议内容一次性支付抚养费。

　　对此，被告也提出异议。首先，抚养费的给付方式只能是按月支付。因为被告目前刚四十岁出头，正值中年，身体健康，并无任何隐疾，完全可以陪伴孩子成长。其次，抚养费的金额，不应该考虑协议内容，因为这些协议有失公允，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署”。被告认为，原告如果要抚养孩子，应该回到户口所在地，即重庆和安徽，抚养费则参照原告户籍所在地的最低生活标准。

　　被告查阅过相关资料，了解到吴菲户口所在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月240元，孙颖户口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为600余元。据此，被告代理人提出，每月支付给每个孩子三百至五百元钱，足以维持他们在当地的生活。

　　由于双方对于抚养费的金额认定差距太大，法庭调解无效，将择日宣判。

　　专家点评

　　现行婚姻法需要更加完善

　　熟知此案的有关法律界人士对本案的几个争议焦点有如下一番评述：

　　第一，对原被告双方的做法，特别是被告的行为感到非常遗憾。

　　“我们留意到，原被告出示的第一份证据，就是被告的未婚证明，证明被告没有婚姻史。 ”这份看似不起眼的证据，实际却成为被告手中最重要的筹码。

　　被告没有婚史，也就意味着不能够单纯运用婚姻法中的“重婚”罪名对其加以判别，也无法用刑事理论来评定其行为。这不能不给公众带来一种困惑，被告的行为不仅仅是不道德的，更是对现行婚姻法的挑战，对社会公德的破坏，可是否就因为他从未结婚，就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

　　第二，关于抚养费的标准问题。

　　按照现有审判实践的惯例，抚养费的给付尺度一般是在其收入的20%至30%范围内。但实际上，抚养费本身就有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其中，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有不确定，个人收入也有不确定，这些难以统计的数字，必然使得实际需要给付的抚养费数额与现有的法律法规形成冲突。如何给付，给付多少，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

　　第三，关于抚养费的给付方式。

　　现有的抚养费给付方式，一般有三种情况：按月给付、分段给付和一次性了断给付。对于上述几种给付方式，国家并无鼓励性做法，亦无限制性做法，也因而造成大多数案件了而不断。事实上，法院判决执行的实际情况证明，了而不断是最常见的现象，在法院执行难中，最常见的也是抚养费给付难问题。“最理想的给付方式，是根据当事人的情况不同，采取更加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标准。 ”

　　第四，关于本案的给付方式。

　　本案对于孩子的抚养费给付问题，有着比较特殊的情况。首先，原被告双方有相关的协议约定；其次，双方身份特殊，都非本市常住人口，也无固定工作；第三，孩子生下来后，双方的矛盾处于激化状态；第四，至今为止，被告对个人、对孩子、对社会极不负责任，对自己的诚信乃至人品亦无所谓。

　　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不应该采纳按照常态的给付方式，可以考虑一次性了断，以保障孩子的生存成长。

　　“现行的婚姻法并不是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制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婚姻法在有些地方尚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这位法律界人士说，“社会是否进步，法制是否健全，婚姻法是个很重要的标尺。我们需要更完善的法律规定，对‘同居’这种社会现象也需要更完善的司法解释。 ”

　　晚报记者 周柏伊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