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中村封闭式管理：外地人的蜗居生活(图)

　　核心提示

　　今年4月，北京市大兴区“为维护社会治安，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在16个城中村率先实行封闭式管理，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封闭不常用路口、24小时巡逻、登记流动人口、进出需要出入证、上监控。

　　此举被认为是针对流动人口的“围墙新政”。尽管面对“封闭式管理无异于有罪推定”的质疑声，但大兴区继续对92个村庄进行社区化改造，北京市也表态将全市推广，昌平、朝阳、海淀等城区相继实施社区化改造。

　　所谓村庄社区化管理究竟利弊几何，恐需时间见证。但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村庄里的外来人群将何去何从？

　　8月24日午后，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白楼村。

　　村口的南苑路上，车队卷起尘土，喧嚣着逶迤向南，至1公里外的南五环。

　　7月初安完的电动伸展门横在村口，将大白楼村与巨大的纷杂隔离。

　　惟一的主街尽管不能称为整洁，但至少没有尘土飞扬。一侧是贯穿村两头的围墙，一侧是被蓝色出租门牌打上标签的建筑，或是平房小院，或是二层小楼，还有临街冷冷清清的门市。

　　122号出租房屋户的院门紧闭，遮挡院门的纱窗破了个洞。狭窄的回廊尽头，曹占洪在砖头水泥搭建的水池边，和龙头里淌下的细流寂寞为伴。他表情平静。麻木？满足？无奈？迷茫？或许连曹占洪自己都说不清楚。

　　蜗居

　　每天早上排队等公厕

　　特考验心理素质

　　狭窄的回廊串联起院子里的3趟平房9间小屋，曹占洪住在院门口第一趟平房第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小巢里。

　　一张床占据小屋大半，剩下的活动空间只有两步见方。一人高的窗口在午后也射不进太多日光，头顶一盏白炽灯泡，傍晚就要打开。

　　每个月260元房租，加上10块钱的水费和卫生费，电费按量计价。

　　没有空调，电风扇吱吱嘎嘎地拨动小屋里湿漉漉的空气；没有暖气，冬天，电暖风一个月要花去100多元电费。

　　每个月房租加上乱七八糟的费用要四五百块钱，交通、吃饭加上朋友聚会，一个月开销大概一千多元。

　　院里没有厕所，只有村头那间公厕，“每天早上，公厕门口的排队场景绝对是北京一绝，就那么几个坑位，一排人看着，特考验人的心理素质。”曹占洪在调侃的同时也有无奈，“不能容忍的是，有的人特没素质，不冲厕所，弄得特脏。”

　　最近，曹占洪没去外面找工作，在大白楼村一个朋友的小饭店里帮忙烧烤，工作晚上才开始。午饭过后，曹占洪从店里取来一些切好的羊肉和竹扦子，熟练地把一片片羊肉穿成串。

　　“外面闹得很，也脏得很，这里说是五环，可就那么几路公交车，去坐地铁都要先坐上40分钟公共汽车，遇到堵车更麻烦。”曹占洪平日的生活简单而枯燥，他已经习惯了，虽然并不情愿。“晚上要工作，休息的时候也不敢到处乱跑，出去了就赶不回来，出租车要很多钱，还很少有愿意到这里来的。还是在村子里好一点。”

　　对这间“蜗居”，曹占洪说：“这里比我以前住过的那些地方好多了。”

　　漂泊

　　离家9年各地打工

　　最终还是回到北京

　　曹占洪老家在甘肃陇南，今年23岁，已经外出打工漂泊了9年。

　　14岁，他到离家不远的砖窑做学徒。瘦小的肩膀背砖头，每天两餐，每月百八十块钱。工人们住在工棚里，“放屁、打呼噜都在一个被窝里，病了都没人理，你要不开工，就要挨饿喽！”

　　半年后，砖厂倒闭。曹占洪和几个工人到四川、宁夏、新疆做建筑工人，因为年纪太小，工头安排容易做的差事，筛沙子、做杂工，挣的钱自然比别人少，每天35元钱。

　　工棚就像大车店，曹占洪在别人脚丫子底下挤出个地方来，用潮乎乎的被子盖住脑袋，“被子也是臭烘烘的，但也比臭脚味小多了。”那时，曹占洪最希望的就是有一张自己的床。

　　2004年，在朋友帮助下，他来到北京，进了通州的一家印刷厂，工资从几百块钱慢慢涨到2000多元，也终于住进了工厂宿舍。

　　两年后，曹占洪离开工厂，“那厂长扣工人钱特狠，印错两个字，一个月工资就没了，最后那个月，我还欠钱了。”

　　尽管被朋友骗到辽宁传销、又去了山西煤窑挖煤、又到四川做建筑工人，但几番辗转后，曹占洪还是回到了北京。他觉得，北京开放，包容，“无论做点什么，都能多少挣到钱，找到住的地方，不用在矿井底下睡觉，那能把人活活折磨死。”

　　变迁

　　村子实行封闭管理

　　再没听说有人丢东西

　　2008年5月份，曹占洪“落户”大白楼村时，村子就封闭了一阵，村口用绳子拉着，来来往往的人都要检查身份证、暂住证，因为那年是奥运年；2009年也封闭一段时间，村口安上了大铁门。其间，村里的企业倒闭了一批，关门了一批，在村里租房的外来人走了一批。

　　不过，又有企业开张招工，又有人来村里租房。这两年，大白楼村的外来人慢慢多起来，去年，村里房租就涨价了，小一点的200多元，大一点的300多元。“今年，1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就小三百了，大点的房子五百多，临街的门市都要千八百块钱，可还是有人来住。”

　　租金一年年在涨，但居住条件并未改善。“头两年，村里总丢东西，大白天，摩托车没锁，一眨眼就不见了。我的一条裤子挂在外面，都能被人顺手抄走。”尽管这样，大白楼村房源依然紧张，相对于附近的老三余村和寿宝庄村，大白楼村房子虽然差了些，可房租还算便宜。

　　老三余和寿宝庄离城区更近，外地人更多，最小的房子，也要350元到400元，门市更不用说。

　　大白楼村总有人搬到老三余、寿宝庄去，一是那里人流密集，生意好做，不像大白楼的门市只有到晚上才有人光顾；二是居住条件怎么都比大白楼好些，交通也便利一点。

　　曹占洪没有去过老三余和寿宝庄，不光因为房租便宜，“这比很多地方好多了。”虽然丢东西的事情常有，但很少有人吵架，打架就更少。曹占洪去过瀛海镇、丰台的东高地等等更偏僻的村子，“那边没封闭，垃圾堆得满街都是，饭店门口就是垃圾堆。客人吃着饭就打起来，乱得很。”

　　今年4月，大兴区16个所谓“人口倒挂村”率先实行封闭式管理，老三余村、寿宝庄村建起了围墙，门口设置岗亭，封闭了很多出入口，还在村里架起摄像头。

　　7月份，大白楼村也加入到封闭式管理行列，村口大铁门又安上了电动伸缩门，还摆了个牌子，“车辆、人员须出示出入证”。

　　所谓“人口倒挂”，是指外来人口数量大大超过本地常住人口数量。大白楼村本地人口362人，外来务工人员6700人，倒挂比例1：18.5。

　　曹占洪不了解网上关于“封闭式管理”的质疑，在他看来，“封闭管理”并不是新鲜事，自己也没去办出入证，“那要花10块钱的。在这住得久了，大家都认识。”

　　村子好多地方都安上了摄像头，每天有人打扫村子，从早到晚都有村委会的人巡逻，这两个月，再没听说有人丢了东西。“每天几乎都有搬走的，也有到这里租房子的，这两年就没见过哪间房子空下来超过三天”。

　　成因

　　北京农村城市化加快

　　城中村聚集大量外来人口

　　曹占洪的房东刘大姐40多岁，本地人。当初盖这些平房，刘大姐是为拆迁准备的。但这两年，周边一些村子先后拆迁改造了，大白楼一带也总有风声，可最后都没了消息。

　　大白楼村几乎所有的本地居民都靠盖房子收租金过日子。而北面一点的老三余村、寿宝庄村的出租房屋更多，但房源更紧张。其原因归结为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今年大兴区要对64个自然村进行拆迁。

　　老三余村村支书王长祥说，从2009年起大兴区的“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老三余村以北很多地区开始拆迁，使流动人口生活成本提高，城里租楼房的价格高出村里几倍。不到百元的房租，使老三余、寿宝庄、大白楼一带的城中村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

　　等不到拆迁，房源紧俏，租金自然水涨船高。刘大姐这样的房东，一面盼望政府改造，一面跟随着“行市”收取租金。而曹占洪这样的房客，只有无奈，毕竟，以现在的居住条件，用同样的租金在北京是找不到同样的房子的。

　　也有人选择离开，要么去条件更差的地方，要么花更多的钱，找个交通方便一些、条件更好一点的房子。因为租金涨价，曹占洪的一些朋友离开了大白楼。

　　曹占洪隔壁的张大哥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原本住在这是因为房租很低，尽管每天上下班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也就勉强忍了，但现在房租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拆迁，还不如早点搬走”。

　　来来走走的人很多，曹占洪打工的饭店也受到影响。饭店老板娘是东北人，三年前和丈夫带着孩子来到北京，除去每个月1500多块钱的房租，一个月小1万的收入。但最近生意明显不好做，“熟客搬走的多，新来的住户还不熟悉。可能要等到冬天能好一点吧”。说起大白楼村未来可能的拆迁改造，老板娘颇为无奈，“没办法，再找别的地方呗。”

　　朋友相继离开，工资也开始缩水，曹占洪开始盘算，“前些天甘肃泥石流，家里电话一开始打不通，着急得很，后来知道父母和房子、地都还好。”曹占洪三年没回家了，他想回去看父母，合计一下，找个大一点的饭店好好干上些日子，吃住费用都可以省了。

　　曹占洪把想法告诉了女朋友。女朋友是北京人，在饭店打工时认识的，“她人特好，不像别的北京女孩瞧不起外地人，我们在一起两年多了。”他们遭遇了意料之中的困难，“她家里人不同意，说除非在北京能买得起房子。”

　　从那时起，曹占洪似乎“认清”了自己，好几次，他和女朋友说分手，但是，“一说起这个，她就不说话，我们就一直这样。”女朋友从家里搬了出来，和他蜗居在大白楼村这间不足8平方米的小屋，每天坐几个小时公交车上下班。

　　曹占洪痛苦而无奈，能在北京找到这么一个真诚待他的女孩，对他来说是福气。也正因如此，他要走的路可能更加艰难。他计划再学习几年，将来在北京开个小饭店，生活下去，不再漂泊。

　　城乡改造安置政策未包含外来租户

　　曹占洪只是大白楼村6700名外来人口中的一员，是大兴区近60万流动人口中的一员。

　　北京市统计局今年1月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4万人。大兴区流动人口已从2000年的7万多人发展到2009年的59.1万人,是北京4个流动人口倒挂区之一。

　　在“北京城乡接合部规划和实施措施”中，2010年，北京将对50个重点村进行集中改造。另外，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中心城边缘地带及与大兴、昌平相接壤地区的227个行政村都将加快改造步伐，其中141个行政村要将建设用地的开发与城乡一体化改造相结合。大规模改造中，涉及户籍人口62万人，居住在村落中的流动人口约280万人。

　　也就是说，会有280万流动人口不得不退出村庄重新寻找居所，而像曹占洪这样暂时还生活在封闭村庄里的外来务工人员，明天可能失去居所。还将有村庄继续城市化，数以百万计的曹占洪们路在何方？

　　在北京市城乡改造中，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将优先安排农民回迁房用地和用于农民安置的产业用地;同步开展农民回迁安置房建设规划设计方案。拆迁改造中，各地方政府都明确了对于农民的拆迁补偿，但这些政策无一针对租住的外来人口。

　　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认为，在整顿城中村过程中，拆迁补偿往往都是给房主的补偿，但基本上不考虑租户利益。“城市新移民，一般来讲，或者给他自由，或者给他福利，或者二者都给。二者都不给，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会看到一些所谓的好处，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负作用很大。”

　　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2005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2578万人，2009年增到22978万人。

　　外出农民工的住所类型，由雇主或单位提供宿舍的占33.9%，在工地或工棚居住的占10.3%，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7.6%，与人合租住房的占17.5%，独立租赁住房的占17.1%，仅有0.8%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而居所问题只是农民工融入社会的表现形式之一，医疗、就业、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都面临相当问题。

　　首先要推进城乡统筹的城镇化

　　出路

　　吉林省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劲松认为，影响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包括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城市综合执法等制度因素，也包括城市有限的承载能力及农民工自身的素质缺陷。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推进城乡统筹的城镇化，彻底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建立新型城乡关系，使城镇化成为城乡之间互相吸收发展要素、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过程。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增强其就业能力和维权意识。强化社区和基层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建立流入地企业、社区、政府相结合的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引导流动人口积极参与流入地社会事务，促进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户籍居民的良性互动。

　　今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保障性住房专项补助资金632亿元，建设保障性住房300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280万套。今年6月，中央7部委又联合制定了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区要加大政府对公共租赁住房的投入。

　　2008年8月，《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北京成为全国首个推出公租房的城市。不过，外来人口并没有覆盖到公租房范围内。

　　对此，北京市住建委和规划委均表示，除了政府组织建设和收购的公租房外，还鼓励国有企业、产业园区和社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建设公租房，解决本单位职工和引进人才住房需求，定向租给流动人口。这意味着非京籍人士将重新纳入到公租房保障范围。但北京市住建委相关人员同时介绍，直至目前，北京现有的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和公租房尚不能完全满足北京市民的需要，因此还并未对非京籍人员开放。

　　从中央到地方，都对流动人口居住权的问题予以关注，但从目前看来，这项工程任重道远。本报记者 李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