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天津会议”交锋直击
难产的减排承诺
陈晓晨
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正在举行，目前议程已过半。在《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继续减排工作组（AWG-KP）第14次会议中，发展中国家呼吁尽快讨论发达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下称“减排”）问题。在昨日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发出了谈判最强音：“一个没有第二减排承诺期的《京都议定书》，再漂亮也是一纸空文！”
在昨天的会议结束后，中国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黄惠康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AWG-KP工作组的核心就是要讨论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的减排义务，其中减排数字是核心；没有第二承诺期，就没有完整的《京都议定书》，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方案。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2008~2012年前的减排指标，这段时间也称“第一承诺期”。2012年年底，第一承诺期即将到期，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授权AWG-KP讨论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即2012年以后）继续减排问题。
不过，谈判进展不尽如人意。按照“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包括天津会议在内的联合国气候谈判按照“双轨制”进行，即上述AWG-KP工作组与《公约》下长期合作行动工作组（AWG-LCA）。目前，AWG-KP工作组的进展明显落后于AWG-LCA。发展中国家主张，要加快AWG-KP工作组的谈判。
然而，这样的努力受到来自《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的阻力。交锋几乎从一开始就展开了。按照中方谈判代表的说法，其中一些是“刻意制造的、本不该有的分歧”。
第1回合
“法律”还是指标？
10月5日上午10点，AWG-KP“法律问题”联络组召开会议。这也是AWG-KP工作组第一场正式会议。会议伊始，会议主席宣布了此次天津会议“法律问题”联络组六次会议的日程，并提出由于《京都议定书》中第一承诺期快要到期，而第二承诺期还未达成协议，因此两个承诺期中间可能出现“空当”，因此需要制定新的条文填补这一“空当”。
此时，中国谈判代表示意发言。她说，制定新条文并不是这一会议应讨论的实质问题，中方认为《京都议定书》下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减排承诺的具体数字才应是讨论重点。印度附议中国的发言，表示不能把6次会议的时间都用来讨论无关紧要的问题。
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则表示，需要用更多时间讨论“法律问题”。这些国家组成“伞形集团”，美国是这个集团的实际领导。
此前，外界流传着“《京都议定书》2012年后将过期”的说法。非政府组织参会人员、第三世界网络主任徐玉玲（Chee Yokeling)对本报表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她认为，这是发达国家故意对媒体散布的消息，目的在于他们要寻求对自身减排要求更为宽松的条约。符合实际的准确说法是：《京都议定书》2012年后将进入第二承诺期。
在这一环节中，中国代表发言积极。会后，中国谈判代表周丞对本报表示，发展中国家想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讨论发达国家承诺的指标上，就像是看病一样，病人来了我们不是先去抢救，而是在讨论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治。
第2回合
发达国家的承诺
AWG-KP工作组在当天下午继续开会。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支持下，会议进入实质问题——发达国家2012年后减排承诺的讨论。
在这一环节开始，会议主席建议，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基年和时长开始谈起，并讨论将各自的承诺转为量化指标。
澳大利亚先声夺人——在最近的气候谈判中，“伞形集团”经常采用抢先发言的策略。他表示，核心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否则不能保证实现（减排）承诺。此后，欧盟、新西兰分别发言，说减排量化指标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这时，巴西代表胡塞·米格斯（Jose Miguez）示意发言。这是一位经验老到的谈判高手。他先是“赞成”了新西兰的观点，认为这确实是个“复杂问题”；紧接着话锋一转，说既然复杂，所以就干脆删繁就简，将第二承诺期定为时长5年、基年为1990年、全部由国内减排行动组成的统一制式的表格——实际上，这堵住了发达国家试图用海外减排充抵国内减排的漏洞。
这自然招致了发达国家的“围攻”。新西兰、俄罗斯（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属于发达国家阵营）、美国、欧盟等轮番发言，反对巴西的提议。
在巴西似乎陷入孤立的时候，中国代表挺身而出。他表示，问题还不在于何种形式，而在于发达国家的承诺太低，不能满足科学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不能实现控制全球增温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
这是中国在这场会议上的唯一一次发言。不过，这次关键的发言扭转了会议气氛。此后，巴西、玻利维亚、尼日利亚、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纷纷发言，主张讨论实质的减排问题。玻利维亚代表发言言辞激烈，抨击发达国家是在“转移话题、规避责任”。巴西则是这场辩论的主力，与发达国家唇枪舌剑，其核心是讨论减排的细节和数字问题。
会后，米格斯对本报表示，讨论发达国家的减排数字问题是会议的授权，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不会妥协。
第3回合
聚焦“第3条”
昨日上午，AWG-KP“法律问题”联络组再次开会。这次会议一开始就气氛紧张。在发达国家继续纠缠各种“法律问题”之后，中国代表发言说，会议必须按照大会授权讨论附件一国家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标准问题。她强调：“一个没有第二减排承诺期的《京都议定书》，再漂亮也是一纸空文！”
巴西代表米格斯附议中国的发言。加纳代表则代表整个非洲国家集团提议：应按照《公约》缔约方大会对此次谈判的授权，立即讨论《京都议定书》的第3条第1款和第9款（即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新西兰代表则表示，对授权问题上产生争论感到“失望”。
这一回合的讨论几乎无果而终。
会后，中国代表李婷对本报表示，一些发达国家实际上是不希望这次会议取得任何进展的，所以才纠缠各种细节问题；还有一些国家虽然希望取得进展，但有不合理的附带条件。她说，最不能让中方接受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希望把《京都议定书》改成一个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关系的正式法律条文。这侵犯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黄惠康表示，核心问题是有些国家想借所谓的“法律问题”来逃避真正的问题——减排承诺。
第4回合
徘徊在减排数字
下午，AWG-KP讨论实质的减排数字问题。然而，在徐玉玲看来，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心猿意马。
澳大利亚再次率先发言。她表示，对加纳上午对“3.9条款”的提议“不甚清楚”，要求再详细阐述加纳提议。此后，澳大利亚再三表示，应先讨论“法律问题”再讨论减排数字。
此后，中国、巴西、加纳、苏丹等国共同主张，立即以目前主席文本中的“方案A”为蓝本讨论发达国家的减排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的不断提议下，会议主席表示，将召开闭门小组会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减排问题。
会后，民主刚果代表姆帕努·姆帕努（Mpanu Mpanu）对本报表示，非洲集团与中国在大部分问题上尤其在发达国家减排问题上与中国站在一起。他敦促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比1990年减排至少40%。尼泊尔代表米娜·卡哈尔（Meena Khahal）对本报说，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在此问题上支持七十七国集团+中国的立场，发展中国家要用“一个声音说话”，才能得到重视。
天津会议还有最后两天。黄惠康表示，不管发达国家怎么样拖延、搅局，第二承诺期是个核心问题，谁也回避不了，谁也不可能把它抛弃。
会议的另一轨——AWG-LCA已经进入闭门起草阶段。巴西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塞尔吉奥·塞拉（Sergio Serra）对本报记者透露，预计AWG-LCA将在“快速启动资金”、减少毁林排放（REDD+）、适应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达成一些共识，为坎昆会议上能达成一些成果作准备。
中国碳市场借力“天津会议”
发改委：将出台鼓励碳排放权交易新规
宋冰
联合国气候变化“天津会议”特意设置了有关中国碳市场发展的各类边会，借着主会的东风，显得尤为抢眼。相对于此前中国官方对于碳排放交易较为谨慎的态度，此次官方对于中国未来碳交易的发展给出了更为积极的政策信号。
官方释放积极信号
“通过调研和探讨，我们认为市场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工具之一。”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天津会议的一个边会上，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处长王庶说。
而在此前的 “中国碳市场未来之路高层论坛”上，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张翠华也表示，国家发改委将尽快出台《自愿减排交易暂行管理办法》，建立资源碳排放交易注册登记系统，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行业探索碳排放权交易。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鸥也表示，我国碳排放占全球的30%，是巨大的碳排放市场。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碳市场交易将会与金融结合在一起，发展为碳金融市场。
这样出自官方的积极信号对于刚刚起步、各方面条件均不是很成熟的中国碳市场无疑是个利好。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总经理林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目前来看，中国碳交易在各方面都处于开始阶段，在先期的探索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不应该仅仅是参与者，更应该是其中的主导者。”
不过，即使在良好的政策信号以及各方共识下，碳市场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难。首先就是市场需求不足。“这是因为缺乏总量限排激励导致的。”王庶在会上表示。
作为承担“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在国际上并不受碳减排绝对总量限制。这也是国内碳市场的价格信号至今未能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没有碳价格，则碳资产的价值就没有人知道，就不好评估。”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梁猛告诉本报记者。
“现在看起来也许一两年内不一定会有什么大进展，但形势所迫，也慢不下来。”梁猛说。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莉萍也认为，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还没到时候，但肯定是必然方向。
“分解碳指标”待改制
在此次“天津会议”有关碳排放市场建设的各个边会上，引入按行政区域分解以外的碳指标分解方法，如按照行业分解碳指标，成为许多专家的共同观点。
目前，不同于欧盟等按行业分解碳排放指标，我国是按行政区域来分解碳排放指标的。也就是各个省份自行上报所承担的能源强度指标。
但是像这样单一使用按照行政区域来分解碳排放指标，对于发展一个统一开放的碳市场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按照行政区域来分解减排指标，就意味着碳市场被地域分割了，比如上海的指标很难卖给江苏，交易所也只能做本地交易。这就成为了发展统一开放的碳市场的先天不足。”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邹骥教授说。
在邹骥看来，未来发展碳市场，包括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都需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就是引入“双轨制”，根据实际情况，对碳指标分别进行行政区域和行业的分解。
“比如像电力、石油化工这些行业可以剥离出来，进行垂直型管理。像哈尔滨电厂就可以和南方电网来做交易，这样交易机会可以多一些。这样从指标分解上做文章就可以为国内碳市场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邹骥说。
这种双轨制，相当于一部分仍然通过行政区域分解指标，一部分则仿照欧盟这样通过市场来分配。尤其是像电力、石化等集中排放大户，因为行业本身和行政区域关系实际上也不是特别密切，所以可以通过行业来分解指标。
而一些如建筑、交通等基建行业，由于和地区发展政策、规划密切相关，政府介入程度较大，所以可以通过地方政府来分解指标。 至于一些如汽车、制造、餐饮甚至冶金等介于两者之间的行业，就可以走过渡中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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