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交界处的“同心希望家园”

　　城乡交界处的“同心希望家园”

　　本刊记者 边巍

　　编者按：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剧烈变迁，原本整齐有序的单位组织解体了，人们开始流动、分化，直至成为一个个原子化的孤独个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最受关注，也最为人们担心的是两亿农民工。这个庞大的打工阶层，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出没，但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对未来充满欲望，却又往往陷入现实中的绝望，他们数量巨大、生活艰辛。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如何让他们融入整个城市，成为整个社会忧虑的焦点。于是，一方面人们期待政策导向对弱势群体的倾斜；另一方面，或许更值得期待，这个长期漂泊在城市中的群体开始尝试着自我组织，他们以自身需求为出发点，实践着精神与物质的丰富和重建。马小朵的“同心希望家园”属于后者。作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马小朵行动的意义并不在于超越自身、扶助弱者的高尚道德，而在于农民工以朴素的创造性探索自我组织的实现方式，并以一己之力做出了行之有效的改变。也许，命运最终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上。

　　北京地铁一号线最西头是苹果园站，再有10分钟的车程到雍王府。道路高低不平，尘土飞扬。雍王府原是村子，城市外扩以后成立居委会按照户口对当地居民进行城市社区化管理。四年前，马小朵和她的“同心希望”家园辗转多处终于在此落户，与当地居委会一墙之隔。

　　背靠青山，满眼苍翠。如果不是拆迁，这里的自然景观赏心悦目。眼前所见是拆迁未遂的民房，一间挨着一间，一片连着一片，依山坡顺势而下。有闲逛的狗，明晃晃的“拆”字，歪斜的招牌，偶尔听到孩子的哭闹。这里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本地居民除外，这里有1000多户农民工，如果加上紧挨着的刘娘府，这里的农民工居住者达到3万人之多，是本地居民的十倍。在寸土寸金的北京，这个边缘之地显得廉价而实惠，每月几百块的房租可以为一个家庭遮风避雨。马小朵关注的就是这个人群。

　　打听当地人“同心希望家园”的所在几乎无人知晓，但如果询问爱心幼儿园和爱心超市，人们会欣然抬头告诉你往前走，一直走。

　　推开门，是孩子们的小小桌椅，墙壁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图画。十几个孩子和两位老师在做着游戏。穿过小小的班级，就是一个连接几间房子的走廊，两个插满书的书架立在墙的一侧。一个崭新的大冰箱很是醒目，是人大一位教授的捐赠。一个足有半米高的绿色大瓜躺在地上，这是一位农民工妇女千里迢迢从外地带给孩子们做菜吃的，只是不知这瓜何以命名。

　　站在走廊可以看到的几扇门分别通往办公室、孩子们的起居室，以及厨房和杂物间。一共有四位工作人员在这里办公，除了马小朵之外，一位是女子学院社工专业毕业生，其他两位是幼师毕业的年轻教师。

　　马小朵是谁？

　　每当马小朵参加公共活动常常有人这样介绍她，“她是第一代农民工，她还活着”。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民工进城的大军还在启动之中。16岁的马小朵高考失利，她带着继续读书求学的梦想离开江苏溧阳老家到北京做保姆。“家乡一直都很缺英语老师，我想自己可以在北京学习英语回到家乡当老师。”在做保姆的8年时间里，勤奋的马小朵利用业余时间拿下了电大和民族大学自费英语本科学历。但她的学历并没有为她在家乡的生活开启新的世界，“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那里已经不缺英语老师了。”而户口簿上“农民”两个字刺痛了她的双眼，命运依然无法改变。

　　家是回不去了，但在城市里又该怎样生活？这里没有朋友，没有家，甚至没有人在意你。马小朵后来进入一家出版社做临时工，结识了现在的丈夫——一位大学毕业在北京土生土长的编辑。

　　马小朵一直认为自己很幸运，如果不是与丈夫建立家庭留在北京，她无法想象自己现在哪里飘零。与她同时期来北京打工的熟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无法在城市里安定下来纷纷返乡，而这些怀揣梦想却无处安身的人们回到家乡也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她清晰记得，一位女伴因为年龄渐长不得不回到家乡成亲，接到女友喜讯的同时马小朵也收到了一袋喜糖，“但那不是甜的，是一袋子酸糖。”

　　归属与安定是人的基本需求。敏感而聪慧的马小朵一直为此感到不安，尽管已经在北京安家落户，但她始终无法融入城市。她说，与城市融合需要共同的话题和生活感受，车子、房子、证券、职务升迁这些内容与她的生活并不存在多大的关联。“我更关注那些和我有相同经历的人，他们如何来到北京，他们的经历是什么，这些都是我想知道的。”漂泊的人更明白归属感意味着什么。

　　马小朵说，农民工在城市里没人关注，谁管啊，什么都没人管。正是经历了“没人管”的滋味，马小朵决定自己管自己。

　　夹缝中的停留

　　第一次听到打工妹之家，马小朵兴奋的不得了，几乎迫不及待地加入进去。打工妹之家是中国第一个为打工妹服务的组织，在那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妹。马小朵说，那种情感的交流和沟通令人幸福，有说不完的话有聊不完的事情，为此她经常撒谎延时回家。正是在这里，马小朵知道了什么是NGO，更重要的是她逐渐意识到这个大家自愿来去的地方是一个心灵的园地，这块园地可以自己浇灌自己生长。

　　2005年，马小朵创立了以服务和救助农民工妇女和儿童为内容的“同心希望家园”，在最初的一年里从北向南辗转了北京附近几处农民工聚居地。在北京城郊，尤其是城中村改造工程中，拆迁不可避免地推动着农民工寻找新的居住场所，由于同心希望家园的办公地址就设在农民工居住区，这种流动和被追赶是家常便饭。

　　当地主管部门的疑惑也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马小朵说，每到一处直接的联系单位是当地居委会。她从不说自己是NGO，因为一旦解释成非政府组织会给她带来很多质疑，而这些疑问根本解释不清。最初她甚至不知如何对别人说自己是谁，只好先拿出自己家的户口本证明，然后说明自己要做的事情。幸运的是，所经历的几个居委会都给了她善意的援助。但是，只要上级口径一严格，马小朵很快就能体会到那份紧张。由于“同心希望家园”得到香港乐施会的资金支持，她的存在也经常遭遇这样的提问“香港有没有对你们进行渗透”，提问者有专家学者有政府官员，马小朵一脸茫然。马小朵不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她说有时不太明白采访意图，这将给自己的工作带来更大的不便。

　　不菲的费用支出是一个现实的挑战。目前，展开工作主要的资金费用来自香港乐施会一年10万元的捐助。就总体支出来说，房租、开展活动的志愿者补贴、工作人员的工资、幼儿园免费入住的开销等等，一年大概需要12万~14万。

　　眼前的环境并没有让马小朵感到更多的为难，她甚至是乐观的。她16岁走出家门，这些困难并不是初次遇到。倒是在这变动不居中产生价值、发挥作用是她的关注重点，而每一次片刻的停留她都没有虚度，即便“爱心超市”建了拆拆了建，即便老面孔变成新面孔之后又周而复始。她认为，重要的是人们获得了什么。

　　寻找真正的需求

　　马小朵熟悉雍王府地区大部分的农民工家庭，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在城中村散居的农民工并不清楚这个戴着眼镜的女人要做什么，他们甚至怀疑她的动机，信任是对她最大的考验。“他们会想，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啊。讲座不要钱，幼儿园不要钱，骗我们的吧。他们说我们肯定是做传销的。我发动骨干，进行骨干说服，每家每户去找，被狗都咬过。”

　　这里最主要的需求是什么？你们可以做什么？

　　马小朵说：需求很多，但满足这种需求需要对他们深入的了解。

　　医治疾病是最大的需求之一。现在医院的诊费很高，农民工没有能力负担，而现实恶劣的居住环境又促使疾病发病率很高。“幼儿园孩子的体检、妇科疾病、健康教育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医疗需求”，马小朵说。但是针对这个群体，简单的讲解有时并不起作用。当地居委会曾经对流动人群开展过多次讲座，讲完就散，收效并不明显。细心的马小朵在开设相关的健康讲座时会事前和医生交流，“我们这个听讲座的群体文化程度是什么，她们的妇科病一般是什么样子”。一些医生刚来讲课时并不很受欢迎，但根据大家的需求讲了几次之后，很受尊重和欢迎。

　　除了进行健康知识的补给，马小朵的行动更为务实：她曾联系相关医疗机构对辖区内所有的妇女进行免费体检。这让当地的居民很是妒忌，因为即便是城市居民也很少有人享受过这项服务。但是，马小朵做到了，这给很多人带来惊喜。“接下来是治疗的问题，我在想应该怎么办。”

　　马小朵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孩子和妇女的教育。

　　马小朵说，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受伤的是两代人。在她的印象中自己的童年是快乐无忧的，虽然物质生活不是很富裕，但江苏老家田园般的生活环境给了她一段清澈健康的时光。“大部分农民工一家人挤在很小的房间里，不能烧煤气只能烧煤球，室内空气浑浊环境恶劣，孩子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此外，大部分的家长不能为小孩提供教育，作为年轻一代父母，他们走近城市背负着极大的心理和生活的负担，这对孩子的成长也很不利。”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马小朵创建了爱心幼儿园，实施免费幼儿教育。比起两三万的流动人口来说，马小朵的幼儿园最多只能承载30多个孩子，这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也许这正是马小朵的价值。

　　马小朵的创意在于不仅给孩子适当的教育，还要教育大人。她说，年轻的父母缺少幼儿教育的知识，因此，幼儿园不仅要让小孩们来也要让家长们来。亲子教育在城市里的幼教课程中习以为常，但在农民工中进行这样的教育并不多见。每到星期六大人会抱着孩子前来一起上亲子教育课。在课堂上大人和孩子一起玩耍，学习如何处理与孩子的关系。授课教师均来自大学里相关专业硕士学历以上的志愿者。

　　这些行动不仅吸引了农民工家庭的妇女和儿童前来参与，本地的居民也很好奇并加入其中。不仅是亲子教育，幼儿园开办图书角也吸引了很多的大人和小孩。虽然书籍多是捐赠，看上去面目也有些陈旧，但还是为渴求知识却无处找寻的小孩打开了一扇窗户，不少小朋友（包括本地的小孩）来办理借书证借阅喜欢的书籍。至今为止，已经办理了300多个证件。

　　在行动的过程中马小朵总是对所有帮助过他们的人充满真诚的感激。她告诉记者，孩子们的小床、玩具、书籍都来自捐赠，甚至孩子午餐中的鸡蛋也是城里的同行定期免费送过来的。

　　提供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马小朵说，不走入这些打工者的家庭，你可能会认为他们只有贫穷。其实，精神上的孤独感，对生活缺少希望是一种更为真实的贫穷，而这些他们自己无力改变。大部分的妇女获得城市里工作的机会并不容易，而呆在家里除了照顾小孩无事可做。他们参与社会的价值无处体现，尤其是一种群体性的归属感更是难以找到。马小朵认为参与是一种重要的精神价值。但参与什么如何参与，她在工作过程中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和做法。最开始，为了获取信任和推广活动，她需要骨干，在打工妹之家的经历告诉她，骨干不来自于这个群体之外，事实证明来此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并不能安于这份工作，而开掘自身的资源发动本地的妇女是最佳选择。

　　她所提供的参与方式是如此自然，她亲切地招呼那些围观的妇女，告诉她们来帮我们一个忙。在开展活动之初，比如开讲座或者义诊，马小朵总是让在家无事可做的妇女过来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付给她们费用，虽然极为微薄。“渐渐的你会发现，她们是那么喜欢走出阴暗的房间走到一群人当中去，那点钱对她们来讲并没有多少意义。她们变得乐观，变得开朗了。而且她们也学到了很多新东西，会觉得很有意义。”在实际的行动中，马小朵看到了真实的改变，“她们不再每天在家里和丈夫怄气，不再悲观绝望，家庭和睦了，可聊的话题多了起来。”

　　“爱心超市”是马小朵的创意行动。超市里的物品几乎全部来自大学生的捐赠。“大部分人在捐赠的时候不接受二次售卖，他们认为应该免费赠送给别人，而大学生可以理解我们的举动。”所有的捐赠衣物高温紫外线消毒、整理后就分类卖给社区里的打工者。这些衣服干净整齐地悬挂在超市里，看上去并不破旧，甚至款式和质地都还不错，价格相当低廉，最多不超过5块钱。这对于很多打工者来说是经济实惠的选择。超市里的账目非常清晰，售出的物品都有签字。

　　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超市，经过几年的经营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和严密的小系统，保证超市有条不紊地运转。超市的物品统一放在仓库里，由一人进行出库和入库统计。而各个超市的物品运输和统筹由另一人负责，在每家超市里又有一人负责买卖。超市运行得很好，每年都有上万件的衣服卖出去，所得用于支付工作人员的薪水和房租，再有盈余就用来办活动和救助他人。马小朵说，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养活自己，这样就更有意义了。

　　更为重要的是，超市为妇女提供了快乐生活的机会。超市所有的工作人员均来自打工者，虽然薪水不高，但这份工作给她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她们干得非常认真。河南人宋朝莲的店里有一台缝纫机，卖不出去的衣服经过她的缝纫技能就变成了鞋垫，免费送给工地里的小伙子。负责仓库物品整理的谢琴非常在意这份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她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了乐趣也很有价值，每当衣物太多自己整理不完的时候，丈夫就成了她的帮手。

　　这里还成为一个小小的社交场所，每当黄昏倦鸟归林，超市里就会变得热闹起来。即便不买衣服，很多农民工也愿意来这里闲聊，大家彼此相熟互相帮助。一位华人学者曾经来此感受，他说这里是打工者的天地，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歧视。

　　目前时间最长的一家超市已经开办四年多，在整个农民工居住区按照原样复制了五家。

　　所有参与超市建设的人都是这个群体中的骨干妇女，她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这套工作的流程。马小朵说即将到来的拆迁使最早建立起来的超市不复存在，但她并不担心。她们已经商定，超市跟随着人流动，店长搬到哪里超市就会重新在哪里建设，而爱心超市这一完整的流程完全可以复制。马小朵说一定会有更多的超市建起来，因为这些骨干都很成熟可以单独工作。

　　事实上，与远大的理想比较起来，公益组织永远是弱势的，钱永远是不够的。

　　记者问，“你们现在最需要什么？”马小朵的回答与一般的公益组织领导人不大一样，“我们不是坏人，我们不搞渗透，我们需要政府宽松的对待。”

　　马小朵没有更多的文化，没有救赎世界的野心，她想和她的农民工朋友一起开心快乐过有意义的生活。因此，她的做法也不太一样，她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帮助和尊重。

　　（作者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