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13日发表文章《"殖民者”中国又成援非榜样》,内容如下:
资料图片:2008年9月22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前中)在非洲发展需求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当日,联合国举行非洲发展需求高级别会议。新华社记者侯俊摄
“中国从上世纪50年初就开始援助非洲,第一个援助项目是西非一个国家的蔗糖厂。”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学者贺文萍近日和《环球时报》记者聊起中国援非话题时,先讲了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她告诉记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是完全、纯粹的无偿援助, “中国政府出钱出人出设备,建完厂移交给当地政府后立马走人”。“给非洲带去财运”的中国援助,今年走到了第60个年头。近日一家非洲高级智库的报告真诚地肯定了非洲从中国援助中获得了众多实惠,但也中肯地摆出了一些非洲人的“难言之隐”,言辞之间,能看出非洲国家希望能被中国带着一起腾飞。而在西方,对非洲曾经的“疏忽” 令其很后悔,一位研究中非关系的美国学者急切地敦促政府赶紧学习中国人的行事风格。但这位学者的一个提醒很令人深思:在寻找能够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让非洲人更有安全感的外援模式上,中国还需多研究。跨过这道坎,中国将在大国云集的援非版图上画下一个鲜亮的坐标。
2009年11月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非洲智库详说中国援助 到过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人,从机场出来到市中心,都会走一条近20公里长、双向四车道中间有隔离带的高速公路。这条路就是中国援建的。总部设在内罗毕的非洲经济研究协会是非洲一家高级智库,近日它推出了一份《中非援助关系中的机遇与挑战》的研究报告。报告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而且“很少附加政治条件”;中国大部分援助在上世纪90年代前主要用于支持非洲的自由解放运动,此后,更多的援助被用在安哥拉、尼日利亚这样的非洲资源大国上……这份研究报告既提到中国给非洲带来的实惠,也提到需要改进的问题。如,相关援助工程没有实施独立有效的监管;援助通常涉及购买中国的产品和服务,使非洲本土商人遭受损失;还有就是对非洲国家的政治透明化构成威胁等。
类似对中国援非的研究和报道,在非洲国家总是最受人关注的。正如这个智库提到中国曾倾向投资总统府、体育场等大型项目一样,刚果(金)《金沙萨潜力报》去年11月也曾评论说,虽然中国援非有一些问题,但中国援助的都是其他国家不愿援助、不敢接的项目。《环球时报》记者在很多非洲国家都感受过当地百姓对中国援助的感激之情,当然也听到一些“要求”。在几内亚,当地老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援助几内亚的一架直升机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周恩来总理立即指示整改,并说“以后援助给非洲朋友的直升机我都要坐一次才放行”。在阿尔及利亚,一位当地司机说自己对中国人很有感情,因为他是由中国援外医疗队护士接生的。在马里,几位渔民给记者完整地唱过《东方红》的第一段,他们笑称小时候常到中国援外工地“蹭饭”,顺便学会了这首歌。中国援助非洲有很多成功的范例,但也有人提到诸如坦赞铁路发挥的作用不够。坦赞铁路目前面临巨大亏损,铁路管理局濒临破产。伦敦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在其《致命的援助》一书中说,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上世纪60年代初曾调查认为修这条铁路在经济上不可行,但中国还是修了这条路。
援助中加入“授人以渔”内容 谈到建设于上世纪70年代初、全长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认为,到现在为止它仍称得上是中国对非援助的最大项目。贺文萍说,坦赞铁路的现状反映了中国早期援非项目面临的普遍问题:管理能力没有转移,可持续发展受限。贺文萍和中国老一辈援非工作者曾经走访过一些中国早期援非项目,很多场景让人感到心酸,“辛辛苦苦干了很多年的工程,现在只剩下杂草一堆,都荒废了”。所以,中国现在更注重在援非项目中加入培训班等“授人以渔”的内容,把管理经验也教给非洲人民,保证工程移交后能正常、成功运作。
贺文萍说,中国对非援助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她曾经在坦桑尼亚一个小城镇看到中国企业在援建一个体育馆,“这种服务性的项目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当地有多少人能用得上这个体育馆,体育馆建设能带来多少工作岗位等很难说。反倒是一些工厂等生产性项目,能长期雇佣更多的劳动力,从根本上改变当地民众的贫困问题,更加受欢迎。”她认为,中国一直在吸取和总结援非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比如,以往中国热衷于为非洲援建总统府、国会大厦等宏伟工程,但这种工程对当地民众的影响力有限,而现在,中国的援建项目已扩展到医院、农村小学等民生领域。如今,在马里,巴马科第三大桥和国家医院已成为首都巴马科的新地标性建筑。在尼日利亚,中国援建的阿布贾联邦雇员综合医院、4所农村小学以及打井供水等项目或正在建,或已建成投入使用。对于非洲经济研究协会提出的中国在援非时应改进的问题,贺文萍认为,问题切实存在,但并不是中国援非独有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外援初期也都有过。
西方现在也加强了对中国援助非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研究。美国美利坚大学中如着手在安哥拉开采石油,向非洲加大农业贷款等。布罗伊蒂加姆认为,中国援助给非洲带来了财运,但也存在问题,并且与援助相比,非洲各国更需要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力量,需要外来投资带动就业,非洲国家“愿意在接受外援之外多一种选择,这样才更有安全感”。
“新殖民”说法被批过时 最近几年,西方和日韩等国一面说 “中国发展同非洲的关系目的在于攫取非洲的重要资源”,一面又对比着中国,纷纷加强自己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根据法德联合电视合本周的电视节目预告,10月15日,一部名为《非洲,中国野心》的纪录片将在这个自诩带有浓重“知识分子”味道的电视台播放。相关评论说,该片以赞比亚为主要拍摄场地,体现中国在非洲的影响——“眼看自身霸权受到威胁的西方强国们紧密关注的一个现象”,同时也提出了非洲大陆是否面临“新殖民”的问题。在片中,某中国国企干部李先生、在非洲买下3个农场进行开发耕种的刘先生以及负责从中国寻找新经贸市场的赞比亚工商部长成了主角,通过他们的经历讲述“中国征服非洲的历程,一如其以发展模式征服世界”。
但所谓的“中国野心”现在正重燃欧洲对非洲的兴趣。荷兰国际广播电台网站10月4日就以“中国重燃欧洲对非洲的兴趣” 报道了刚在荷兰举行的一次关于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研讨会。对此前很多西方媒体把中国在非洲所扮演的角色称为“新殖民主义”,与会的西方学者一致表示这样的说法“太过时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位教授就说:“ 欧洲在非洲问题上要有自己的观点,但不要一味指责中国。中国与西方对非援助存在本质区别,但这并不表示其中一个好于另一个,应该相互结合使其更好。”会上,还有一位赞比亚学生表示:“当前的讨论就像是两个巨人在非洲这个大草地上你争我夺,什么时候这两个巨人可以坐下来,听听这些草地是怎么想的。”
伦敦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还提出过“外援是使非洲瘫痪和腐败的祸根”的论调。对此,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阿布杜拉曼·哈米苏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观点具有相当的片面性。他认为,非洲的腐败以及政府效率低并不会随着外援的消失而暂时有所变化。他说,这些现象既有深刻的历史及部落文化的因素,同时也有国家法律法规在现实中执行不力,并缺乏有效监管的现实因素。
日韩提出“援助竞争” 对于中国援助非洲,日韩的议论相对更多。原因之一是,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额虽然大幅增加,但绝对数额还较小。2007年,日本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四大捐助国,次于传统援非大国美、法、德。日本一度将非洲视为外交的“次要地区”,日本外务省在1961年才设立中近东非洲部。冷战期间,日本曾将企业产品和援助计划强行捆绑,而且由于对非洲事务不了解,甚至有相当部分援款还是委托给英国或美国的海外发展部门帮忙转交。为此,当时日本舆论曾批过外务省“相当无能”。但实际上,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也援建了非洲不少大型工程项目。比如,日本人最爱提的“坦桑尼亚三大建筑”:“乞力马扎罗”农工发展中心、塞兰德尔大桥建筑和达累斯萨拉姆电力项目。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开始反思自己的援助政策,还举办过4次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外电曾评论会议成为日本提升自己国际形象、主导非洲援助路线图的“实验场”。2008年举办的第四次会议还被《华盛顿邮报》称为,“在中非北京峰会之后,和中国争取非洲行动相抗衡的一次会议”。
日本《周刊文春》近期议论说,“在援助非洲方面日本获得了为数不菲的外交资本”。比如,1996年是日本国际外交的“胜利之年”。当年,在非洲国家的支持下日本战胜“强敌”印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还有日籍人士被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和难民署高级专员。 2005年,大部分非洲国家在捕鲸问题上支持日本,这也让在捕鲸问题上饱受攻击的日本看成是一次“外交胜利”。日本时事通讯社在盘点2009年日本援非项目时说,比起中国的“高姿态”和大规模“进出”,日本优势在于长期性的基层工作,以及重视援助项目、产品和服务质量,在这场“援助竞争”中谁坚持到最后,谁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援助非洲还需要有强大的外交支撑。由于长时间对非洲缺乏重视,韩日等国都显现出人才不足的困局。据韩国官方8月调查,韩国对非洲大陆的投入明显不足,1991年韩国在非洲有18个使领馆,但到2009年反而减少了5个。非洲地区的外交公务员人数也从1988年的70人减少到2010年2月的46人,甚至驻塞内加尔使馆的4名工作人员要同时兼顾没有设馆的冈比亚、马里等邻近5国的事务。对此,韩国国内已出现了一些反思,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提出,韩国有必要为实现全球化目标不断扩大预算和补充人员,并强化非洲等偏远地区的外交力量。(驻外记者 殷森 莽九晨 张雨 温燕 卢昊 陶短房;本报记者 王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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