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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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P供图 |
三个“被精神病”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周健森 吴楠
1995年10月11日，北京化工研究院仪表部职工陈淼盛被其所在单位强行送入精神病院；2008年9月15日，他猝死于这家医院的病床上。其间这漫长的13年里，他一直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中。
近日，陈淼盛的家属以侵犯人身自由权等名义，将北京化工研究院诉至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此案于10月11日开庭。此时，距陈淼盛被送入精神病院的那一天，已整整过去了15年。
开庭前一天恰逢“世界精神卫生日”，部分法律界人士在北京发布了一份法律分析报告，直指当前国内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缺陷，导致近年来“被精神病”案件屡屡发生。陈淼盛的遭遇被作为典型案例收录其中。
按照法律学者的说法，“被精神病”是指包括轻微精神病人或疑似病人在内的所有人，都面临着被精神病院强行收治的风险。报告共列举了34个近年来发生的此类案件，其中有些案件因被新闻媒体报道，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尽管这些案件看似大同小异，但是如果近距离观察，却很难做出简单的是非判断。一位精神病医生感慨地说：“这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每一起‘被精神病’事件背后，都潜藏着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与纠结。”
样本1
谁该接他出院回家？
当事人：陈淼盛 事发地：北京
住院时间：1995年10月11日-2008年9月15日
陈淼盛被送入医院整整一年之后，家人才从单位那里知道了他的下落。
一个耐人寻味的情况是，他的妻子是一位患病多年的精神病人，就在陈淼盛入院之前，他的妻子也正在住院治疗；单位把陈淼盛送入医院后，并没有通知到他的妻子。当家属们在医院找到陈淼盛时，他显得有些颓废，并且念叨着：“我也只能住在这儿了，死了往外一拉。”没想到一语成谶。
在家人的印象里，陈淼盛是个“不合群的知识分子”，聪明，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不善交往。入院前，单位曾以不景气为由劝他提前退休。家属承认，当时陈淼盛曾经失眠，有时与人聊天会答非所问，但他们认为这只是他精神状态不好。但在他被送入医院后，院方出具的诊断结果却称，他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家属并不愿意接受陈淼盛患病的说法。代理律师提供的材料中写道：“入院记录显示，陈的远近记忆未见减退，智力未见缺损，专业知识佳，理解力和抽象力均佳。”为了证明陈淼盛思维没有问题，律师还提到一个细节：有一年国庆节前夕，陈淼盛向院方提出回家的请求，理由是“快过节了，该打扫一下家里。”
陈淼盛想要回家的愿望十分强烈。家人回忆说，为了博得医务人员的好感，他曾经主动帮助其他病人刷碗，以表示自己状态良好。但是因为他的入院通知书上注有“有事找单位”的字样，按照当时精神病院通行的“谁送来谁接走”的惯例，如果他要出院只能由单位出面。可是单位从未派人来办理过出院手续。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淼盛显得越来越沉默，精神日渐委靡。有一次家人去医院探望他，陈淼盛突然大发雷霆，将慰问品扔出病房，并且大喊：“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你们都是骗子！”这位家属说：“当时我觉得他真的疯了，可是事后再想，又觉得他是埋怨我们不能把他接出医院。”
其实在2005年，陈淼盛曾有过一个回家的机会。
当时医院曾直接给家属打电话，表示陈淼盛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但是家人却转而通知了单位，之后再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对此家属的解释是，他们当时正为了陈淼盛的待遇问题和单位闹分歧，“那段时间全家人吃饭都是个困难，如果单位不能把陈淼盛的待遇问题解决，我们真把他接出来，也没法养活他。”
没有人敢于猜测，如果当时单位或家人中的一方改变做法，是否能够将陈淼盛从命运的悲剧中拯救出来。2008年6月3日，他在医院中摔倒，左股骨胫骨骨折，从此卧床。三个多月后，65岁的陈淼盛在医院中去世。一张死亡证明为他的人生写下最后的句号：“猝死，肺炎。”
她还在逃亡路上
当事人：朱金红 事发地：江苏南通
住院时间：2010年3月8日-9月14日
陈淼盛案开庭的那天，42岁的日籍华侨朱金红已经逃亡了整整一个星期。
朱金红今年3月回国后，她被母亲唐美兰强行送入老家江苏南通的精神病院。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医院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在朱金红住院191天后放其回家。本月初，朱金红被妇联接到一处庇护所暂住，但唐美兰也硬要搬来同住。因为无法忍受母亲的责骂，两天后朱金红悄悄离开庇护所，从此走上了逃亡路。
上周日，朱金红出现在北京的多家媒体面前。那天她特地穿着一件红色外套，戴了条珍珠项链，略施淡妆，这些却都无法掩饰憔悴的神态。她说这些都是朋友借给她的，出逃时她身无分文，各种证件也早被母亲扣下了。朋友说，她的气色已经比出逃前好多了，“那时候她满头白发，看上去像有60多岁。”
时至今日，朱金红还未摆脱疑似精神病人的嫌疑。收治她住院的那家精神病院坚持认为她就是病人；此前所做的司法鉴定没有结果；在电视节目中，专家也为此争论不休。和别人现场对话时，朱金红显得小心翼翼，当她言语稍有停顿时，旁边的朋友便会凑上来解释说，“她只是因为情绪太紧张了，她真的没有病。”
按照朱金红的说法，亲生母亲诬陷自己为精神病，是企图占有她的三套房产。而唐美兰曾对媒体表示，所有认为女儿没病的人才是居心不良，“想图谋财产”；可是朱金红说，在她住进精神病院的次日，她母亲便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认定朱金红“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以此为由收走她的所有财产。
很难想象，一个母亲会为了钱财而把女儿送进精神病院。在朱金红的一位朋友眼中，房产纠纷或许只是一个导火索：“朱金红性格特别软弱，尤其怕她的母亲，只要唐美兰张口骂她，她就吓得浑身哆嗦。逆来顺受几十年的女儿，突然不再听自己摆布，唐美兰怎么可能受得了？”
会面结束当晚，朱金红便离开了北京。除了个别朋友和同学，外人根本不知道她究竟躲去了哪里。她说现在没有什么打算，只是想拿回证件。
但是她不可能从母亲手中拿回证件，而按照规定，她必须回到南通当地才能补办证件。可是朱金红不敢回去，因为有好心人告诉她：“唐美兰就在公安局门口等着你呢。”
临走前有人问她，和自己的母亲之间是否还有亲情，她答道：“她对我已经没有亲情了，我对她也不会再有什么亲情好讲了。”还有人问她，这三套房子的财产对于她母亲当真就那么重要吗？朱金红想了想，又答道：“我看见她的人性里只有贪婪。”
样本3
她在胜诉前选择止步
当事人：邹宜均 事发地：广东深圳
住院时间：2006年10月21日-2007年1月26日
朱金红“被精神病”的遭遇，几乎就像是邹宜均事件的一个深圳翻版。
同样是出于经济纠纷，同样是被母亲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同样因为媒体的介入而成为公共事件；二者所不同的是，朱金红的故事至今尚未结束，而邹宜均则选择出家为尼，并于去年3月将母亲和医院同时告上法庭。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就在人们渐渐淡忘了这则新闻的时候，邹宜均却于今年4月主动申请撤诉。
“我很无奈，我们的胜算非常大，但我只能尊重当事人的意见。”作为邹宜均代理律师的黄雪涛说，和其他同类“被精神病”案件相比，她在诉讼时并未遇到太多困难。“这类案件往往容易纠结于当事人是不是精神病患者的困局，而我一直坚持邹宜均是‘完全行为能力人’这个法律术语，才没有陷入医学的陷阱。”
但是律师承认，在这起案件背后，邹宜均承受的心理压力不小。
“家庭关系是其中最为复杂的因素。”黄雪涛说她从这一案件中得出的感受是，“家庭成员可能经常相互侵权，甚至越过法律的边界。”邹宜均的母亲经常反驳说：“我十月怀胎生下她，我对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你有什么好说的？”在这种表述中，传统的家族观念与法律赋予成年人的独立主体概念总是纠缠不清。
更为可怕的是，当邹宜均这样的“异类”所做出的行为可能涉及家族共同利益时，其他成员可能会因为担心连累自己，也会参与对亲人的侵权行动。黄雪涛指出，邹宜均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她的哥哥直接参与了将她强送精神病院的行动，而她的姐姐则并未对她提供救助。
这样的家庭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有时候连法律都显得无力。
事件被媒体曝光后，邹宜均的家人曾将她秘密转移至另一家医院。黄雪涛手持邹宜均的委托书向警方报案人口失踪，得到的答复却是，“她的家属知道她人在哪里，这就不属于人口失踪了。”为了将邹宜均从精神病院带出，黄雪涛还曾多次报警，可是她听到最多的说法是：“这是人家的家务事，你就不要多管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黄雪涛说，尽管邹宜均的案子以并不圆满的方式落幕，她却由此意识到，尽管这个时代在不断进步，家族对家庭成员的侵权行为，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伤害，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甚至已经变成了某种责任、权力或精神负担，而无法融入现代社会的法制模式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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