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的通胀4.5%，在老百姓心中是几何？

　　厉以宁，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是中国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了，他的话雷人不说，而是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会随声附和，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厉以宁的经济观点是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西方发达国家放在一个水平线上，用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诠释中国经济问题，他所有雷人的语录都是这样出笼的。

　　在16日举行的“2010沃德财富博览会”上，厉以宁又有高论，他说：由于中国近期仍然可维持9%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警戒线不应该局限于3%，而是可以提高到4.5%。

　　我曾经写过一篇《不要迷信CPI，它离生活太远》，我说：“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CPI在中国就不灵了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因为这个概念是从西方经济学中引进，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国家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因此对物价关心的程度与中国老百姓就不一样。如果就这样接轨了，CPI反映不出物价的上涨程度。虽然CPI还是负数，但老百姓心中的物价已经在剧烈上涨了，经济学家的洋学问往往在中国不灵的原因就是这个道理。”

　　2006年我曾经写过一个帖文：《是以民生拉动经济，还是以经济推动民生？》我当时发现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的本质是是“经世济民”，我在帖文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老百姓心里很明白，经济学家的那些话听不得。因为中国的消费者心里很明白，中国的经济如果靠民生拉动，那么老百姓是不会撒开手里的这两个钱的。新的三座大山，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都是民生问题，也都是用老百姓的钱拉动的经济。”于是住房，教育，甚至医疗都成了要用老百姓手中的钱去投资，去拉动整个经济。因此我就提出：“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让经济学家们搞颠倒了，经济发展推动什么？经济发展是要推动人们日益提高的物质与文化的需求，其中推动民生就是第一位。光看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忽视民生问题的解决；如果整个民生大计需要老百姓掏二次钱，这种经济发展并不健康。这种经济发展想让老百姓多消费看来也是办不到的。”

　　现在官方CPI是3.5，我心中的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这个，就是一个吃饭问题几乎要花掉我退休金的大部分。但是对于厉以宁讲吃饭所花费的都是小钱，他的观点是拥有第二套住房才是小康，那么厉以宁心中的通胀4.5%，大概也就相当于普通老百姓的7-8%甚至更高。

　　厉以宁就是这样的一位经济学家。

　　今年8月份厉以宁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言论：“通过三次分配解决收入分配难题”

　　他说：“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可称为"第三次分配"。”

　　于是中国经济学界始终就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第一次分配”，政府的着力点在于“第二次分配”。

　　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著名的“刘易斯拐点”就是他提出来的。

　　什么是“刘易斯拐点”？经济学界也存在极大误区。百度说：“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实际上“刘易斯拐点”是说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变化率发生变化，属于“二阶导数”为零的情况，中国可能已经出现了，并不是“人口红利”的终结，只是每年增幅有大变小。

　　一般而言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政府必须干预初次分配。恰恰中国在这个时候忽视了政府对初次分配的干预，由此形成分配的巨大差异。

　　现在厉以宁说第一次分配通过市场实现，中国许多经济学家都倾向于政府着力点在二次分配。这种误读也是把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放在一个水平线上评估的。

　　西方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分配着重点是二次分配。但是这些国家早就实现了初次分配的强制性和制度性。例如最低工资的实行、普遍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丰厚的社会福利。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瑞典皇家科学院称：“获奖者们建立的模型帮助我们理解了政府监管及经济政策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及工资变动。”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这种制度的刚性造成一些人并不急于就业，更深刻的反应这些国家初次分配是有刚性制度保证的，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基础的，有刚性保障的，于是就产生促进市场化调节的可能。

　　由此可见，无论是通胀还是初次分配，厉以宁以及一大批经济学家为什么不断挨骂，并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错了，而是把中国和西方之间画上等号，照搬西方模式的结果。

　　如此下去，厉以宁等一些经济学家将继续要挨骂！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