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河正男：从日本战俘到新四军战士

　　香河正男是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十分熟悉的新四军中日本籍战士。他从1938年在日本被征入伍来到中国至1958年返回日本——整整20年,命运随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跌宕起伏。但是，人生真正有价值的政治生命是新四军给他的，促使他从一个日军战俘转变成新四军的“国际友人”、继而加入新四军，组成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对日军战斗。香河正男后来担任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中地方协议会委员长，负责协调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苏中、苏北、淮北、淮南4个支部反战活动，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963年，香河正男应日共中央委员会约稿，欣然提笔写下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苏中抗战的经历，讲述了从1942年至1945年，他在新四军一师政治部敌工部陈超凡领导下，组织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苏中支部、从事反战活动和对日作战的故事。香河正男给自己的文章起名《日益高涨的苏中反战运动》。这是一篇觉醒后的日本士兵从另一个角度诠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携手共同抵抗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故事。60多年过去了，然而，故事中的人物，如日本人滨中政志、松野觉，朝鲜人李德武和新四军一师敌工部长陈超凡……形象仍然生动鲜亮，事迹依然真切感人。他的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敌军工作的光辉成就。1917年8月，香河正男出生在日本东京，1938年被征入日本陆军，同年8月渡洋踏上中国江南土地，在江苏镇江编入侵华日军第十五师团运输兵第十五联队第一中队任辎重兵。

　　香河正男和陈超凡第一次相遇是在1938年8月。这年6月，新四军派出第一支队老二团挺进江南，为了将瓦解敌军政治工作做到战斗第一线，军政治部派陈超凡到老二团任敌工股长。陈超凡回忆说，刘培善团长十分重视敌军工作，部队的战斗热情十分高涨。他一到老二团，“就对战士进行敌军工作的教育”，教战士用日语喊话：“缴枪不杀”、“过来优待”，还派人在日军出没的地方张贴日文反战标语，并教育战士对待日军俘虏尊重人格，除了收缴他们携带的武器和军用品外，不搜腰包，不打骂……别看这只是一句话、一张纸，这些政治攻势也是新四军对日军的无形枪弹，一到前线，它就动摇了日军军心。

　　1938年8月23日，老二团在江苏丹阳珥陵镇伏击日军。那次战斗，香河正男所在第一中队40多人分乘4艘船在长江上航行，突然遭到新四军老二团伏击，香河正男他们抵抗一阵，子弹打完了，只好弃船逃到岸上。香河正男在慌乱之中也想到自杀，但他突然听到日语喊话“新四军不杀俘虏”，迟疑中他被追上来的新四军打倒当了俘虏。新四军战士用小推车把他送到一个小村子，有位叫王志民的人告诉他新四军对放下武器的日军士兵，一律不杀。他将信将疑，因为教官说过“支那人野蛮，日本民族进步”“被俘会被杀头”之类的话。 在此之前新四军很难活捉到日军，什么原因？陈超凡、谢镇军、陈辛仁等一批新四军最早的敌军工作者在翻译和研究前方缴获的日军文件、士兵日记和来往信件时，就看到侵华日军士兵几乎都是“想家、想妻”，“被迫来华作战”，日本军官对他们说，“中国军队对日俘官兵一律杀头”，“杀了头日本人就永远不能转生轮回投入人胎”，因此“在火线上应当是被打死也不能缴枪”……

　　摸清了敌军悲观懈怠情绪和投胎转世的思想动态，在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领导下，敌工人员就针锋相对提出瓦解敌军的口号。如“新四军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负伤俘虏给予救治”、“愿返回日本部队的解除武装俘虏给予路费”、“反对日本军阀虐待士兵，要求官兵一律平等”、“日本士兵兄弟要想回家与父母妻子团圆，只有团结起来反对侵略战争”等。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成日文传单和日文标语，并把宣传品送往部队。但说起对新四军干部第一印象，日军战俘这样回忆敌工干部陈超凡，“我们被俘时看到会讲一口流利日语的新四军干部，上衣口袋插了支钢笔，听说还是日本留学生十分惊讶。他说话面带微笑，还尊重我们的人格，不像是教官讲的"支那野蛮人"”。战俘虽然惊魂未定，但心里还是放松了许多。

　　新四军敌军政治工作还包括教育释放俘虏。陈超凡说，在老二团“我处理了一批日伪军俘虏”。即愿意留在新四军的则给予学习、工作；不愿留在新四军的给其费用安全释放或交友军。释放日军俘虏回去，让他把在新四军宽待俘虏政策的所见所闻带回去，可以粉碎日军所谓“共军虐待和杀害俘虏”的欺骗宣传，对于动摇日军军心起到非常重要作用。

　　香河正男被送到军部后，很快知道还有一个比他早到新四军的战俘田畑作造，他受伤后也得到医院军医精心治疗。叶挺军长到医院去看望香河正男、田畑作造并和他俩坐在一起照相，他们受善若惊，这在日本军队中绝对不可想像的事竟发生在所谓的“野蛮支那军队”。虽然战俘们还有点紧张，但他们相信新四军不杀俘虏是真话了。“于是日本军阀的欺骗宣传就在我们思想中动摇了”。

　　新四军政治部借住在农民家，日军战俘的住处紧靠着敌工部长林植夫的住房。日军战俘处处感受到了新四军这支部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军纪严明，政治文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关心他们，林植夫部长经常找他们谈话，问起他们家庭、父母，说明这场战争日本一定会失败，中国必将胜利的道理，并请他们“给日本家中写封信”。香河正男怕信被日军拆阅，林植夫告诉他“绝对保证不出问题”。家信由军敌工部交给香港来的陈先生带到香港后，用航空信寄往日本。果然家人得到了他们“健在”信息。他们心灵受到一次震憾。 香河正男还清楚记得在军部，林植夫还请别的精通日语的人对他们谈话教育。这其中有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生、后任新四军第一师敌工部长的陈超凡；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谢镇军；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生、后任新中国第三任驻日大使的宋之光;留学日本的陈辛仁、鲍汉清。在敌工部不仅有大量日本书籍，还有苏联、法国的文学全集如高尔基的《母亲》，日文版的《资本论》等。香河正男说：“我深深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所感动。”

　　留在军部的一批日军战俘经过教育，转变了战争立场开始了他们的新生。为配合敌工部宣传，香河正男、田畑作造分别以日军陆军第三师团辎重兵和陆军军属名义联合署名，写了一份日文传单《告诉我们兄弟们》，以新四军“官兵平等”和“享受到人间的温暖”现身说法，反思这场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同时给日本同胞带来死亡和痛苦的战争，号召日本士兵“反对这场战争！把枪口对准军阀和他们的走狗！”

　　1940年2月，香河正男、后藤勇、田畑作造、滨中政志、冈本进5位日本人在云岭新四军军部正式宣誓参加新四军。从此他们由“国际友人”转为“同志”。

　　1941年皖南事变前夕，香河正男、滨中政志、冈本进3位日籍战友随新四军军部第一先遣队北上，被发动皖南事变的国民党军队包围、阻击。战斗中香河正男等3人化装成日本军官消灭了拦路伪军一个小分队，先遣队突破重围，到这年夏初才得以渡过长江到达苏中新四军一师抗日根据地。1942年3月在一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敌工部长陈超凡领导下，香河正男、滨中政志、田畑作造、冈本进4人组成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苏中支部，这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最早成立的反战组织。香河正男任第一任支部长，滨中政志任第二任支部长。之后，苏中支部又为帮助创建苏北支部、淮北支部派出骨干人员或做好协助和组织工作。 这一期间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出版了日文刊物，还编印了大量日文传单、小册子和便于日军士兵投奔新四军用的通行证、路线图，向苏中地区的日军士兵散发。在华中日本士兵很多见过他们的宣传品，并知道新四军中有很多日本同志。因此从日军中逃出来寻找新四军，促使日军觉醒工作见到了明显成效。中央军委通过《解放日报》专门为此发表社论，题为《敌军工作是反攻的先锋》。

　　1943年5月在安徽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华中反战同盟（苏中、苏北、淮北、淮南）4个支部召开代表大会，组成反战同盟华中地方协议会，选香河正男任委员长。至1944年华中4个反战同盟已有26个盟员，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分子，他们中有滨中政志、香河正男、冈本进、后藤勇、古贺初美、高峰红志等。

　　这年秋天，在钟期光、陈超凡领导下，日本人民共产主义同盟苏中支部在一师成立。包括松野觉在内的反战同盟中优秀分子，这批曾经的日本武士终于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宣誓：为了在中国、在日本、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革命到底。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发来了贺信。

　　1944年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改名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今后的敌军工作应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敌军工作转为方针的领导。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配合新四军参加了对日作战，从车桥战役一直打到邵伯、高邮战役……他们成了抗日先锋！完成了新四军对侵华日军的最后一仗。 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和英国记者谈话时，把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作为我军政治工作基本原则之一。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我们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予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了这英明论断。

　　毛泽东的预见在八年抗战中变成了事实。（《福建党史月刊》）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