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称扬州三成罪犯是新生代农民工 多为侵财案

　　在江苏省扬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占去年全年刑事案件总数的32.84%，涉及的被告人782人，占全部被告人的32.65%。

　　这与2008年度的统计基本相当。2008年，扬州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1514件，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为518件，涉及被告人830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占全年刑事案件总数的34.21%，涉及的被告人占全部被告人的33.32%。

　　今年国务院发布的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最新的普查数据显示，年龄在20岁至30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里面占了60%，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全国的情况也跟扬州差不多，尤其是在流动人口多的发达地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说，他们的犯罪成因很复杂，具有普遍性，“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侵财型犯罪比重最大

　　大专毕业的李某是江苏省仪征市人，今年8月，他在宝应县开发区顺丰快递门市内窃得人民币1290元和一部手机。

　　11月1日，宝应县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李某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

　　“这样的侵财型犯罪案件所占比重最大。”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刚说，聚众斗殴、强奸、敲诈勒索和非法拘禁等都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高发型犯罪案件，他们犯罪时大多不满25岁，基本处于无业、待业或打零工状态，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王刚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高，只是针对受教育状况极其贫乏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所受教育其实十分欠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重大，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导致他们整体素质不高，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工资报酬最低的5个行业是农林牧渔业、批发及零售贸易服务业、采掘业、建筑业和制造业，这些行业的工资都低于平均工资水平，而新生代农民工却在这些行业的就业比例中占82.5%。

　　“这些工作往往收入低、环境差、不稳定并且缺乏保障。”王刚说，长期从事这种工作，难免会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到失望和厌倦，不良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研报告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具有从众性和团伙性，而且暴力化倾向严重，“年轻人做事容易冲动，比如，他们对消费的欲求，往往会通过抢劫、抢夺等暴力手段去实现。”王刚说。

　　王刚表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有惯犯、累犯特点，这部分人往往很难彻底改造，社会危害性和再犯的危险性都很高。

　　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研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具有鲜明的心理犯罪特征。

　　“在庭审时，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被告人都表示，是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自控能力差，而走向犯罪的。”王刚说，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教育，但一般只涉及文化知识，法律知识几乎是空白，法制意识的形成更是无从谈起。

　　有调查称，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是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王刚表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年轻、喜欢追求时尚，消费观念比父辈开放，也更加注重享乐。但是，城市消费观念与他们的消费水平难成正比，他们常常会陷入经济困境，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主要是侵财型案件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曾指出，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他们虽然‘根’在农村，但很少务农，长期在城市生活，使他们习惯于城市的繁华和生活节奏。”王刚认为，他们感受的是城市生活，但由于自身的素质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只能从事最苦、最累的薪水较低的工作，这两者之间的反差，使他们实现梦想的机会变得渺茫。“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接触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后，往往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或因无知而加以效仿。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研结论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政府应该为他们的心理健康“埋单”

　　王春光研究员率先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和城市融入问题。

　　王春光曾撰文指出：“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阅历、进城动机等方面很不相同，经历了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他们，对家乡和城市的认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家乡的认同越来越淡漠；另一方面，还没有真正确立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因此，他们进入了社会认同的丧失和重构的艰难阶段，有可能成为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无‘根’漂泊者。”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时永才认为，除了户籍制度改革，政府部门应该不断完善针对农民工的各项社会保障措施，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郑风田教授认为，除了制度层面的努力，政府部门还应该从社会心理上加强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现阶段来看，这还是空白”。

　　“他们渴望留在城里。”郑风田说，这个群体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一个城市的劳动力素质、城市形象和城市未来的发展，但“就拿读书来说，农民工群体的读书时间，估计每天连5分钟都不到”。

　　郑风田举了个例子。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当年初中毕业就去做工，是那个时代的美国“农民工”。工作之余，他喜欢去附近的一家免费图书馆读书，可以说，他后来的自我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成功后的卡耐基，成为美国整个公共图书馆体系的缔造者。

　　郑风田更倾向于把新生代农民工称为“新移民”，提出引导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可以借鉴一下国外是如何对待新移民的”。

　　目前，美国、加拿大针对新移民，都会举办各种培训，包括城市的规章制度、城市礼仪、文化风俗等，创造一切条件，让新移民提高自身素质，融入当地社会，“这些都是政府免费提供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比社会保障措施更重要。”郑风田说，增强他们的心理认同感的相关工作，应由政府而不是企业来做，否则，城市发展付出的成本只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