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小区的黄大妈发觉，今年的冬衣价格比往年涨了一倍还多，商场里已经很难买到低于千元的棉服或羽绒服。对此，商家的解释是因为棉花价格暴涨。有关数据显示，近3个月来我国棉花价格疯涨了50%。无奈的黄大妈掰着手指给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算：“你看，‘豆你玩（大豆）’、‘姜你军（生姜）’、‘蒜你狠（大蒜）’、‘糖高宗（食糖）’疯长之后，我又学会了一个新名词——‘棉里藏针（棉花）’。物价这么涨下去何时是个头啊？政府该拿出点招儿管管了。”

　　是的，各种物价的疯长显露出我国通货膨胀的趋势。

　　“不能让老百姓的钱毛了！”这是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几年前说过的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如今又被人们重新提起，并希望看到他有新的动作。

　　事实上，周小川一直冲在抗通胀的最前沿，甚至处在风口浪尖上。10月8日，周小川出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控制通货膨胀是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也是一直在进行的事情。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后，国内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还要关注长期的表现。”爱笑的周小川这一次说得很严肃，因为抗通胀是他自2002年底就任央行行长以来最艰巨的任务。

　　如何适时加息

　　2010年10月19日，周小川从IMF年会回国后不到10天，央行就出招：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1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时隔3年后的首度加息，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遏制通货膨胀。

　　所谓通货膨胀，指的是货币（纸币）的供给大于实际需求，导致人们的购买力大于商品的供给，造成货币贬值、物价持续普遍上涨。长期的通货膨胀会带来三大危害：一是对整个经济的伤害。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上涨，会引起某些行业生产者盲目发展，导致国民经济畸形化。二是对收入分配的伤害。通货膨胀造成的货币贬值，导致低收入者生活更加窘迫，加大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三是对外贸的打击。通货膨胀带来的商品价格上涨，必然使本国产品在外贸竞争中处于劣势，导致出口下降。

　　这三大危害无论哪一点落在强调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中国身上都是很大的打击。周小川更懂得这种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在抑制通胀的长期斗争中，他使用的“三大武器”是加息、调整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

　　加息，是央行提高各种利息率的统称，主要包括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基准利率则是指金融市场上具有普遍参照作用的利率，其他利率水平或金融资产价格均可根据这一基准利率水平来确定。准备金率，是金融机构按规定向中央银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的总额的比率。公开市场操作，即公开市场业务，通过中央银行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和外汇交易，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用加息抗通胀是最能体现周小川功力的举措。2004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内的现实是投资需求膨胀，房价开始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疯涨，炒房、炒楼成为热门话题。央行行长周小川在电视上的露面也多了起来。当年10月的一天，央行忽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带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们没有想到，看起来气质儒雅的周小川竟然打出强有力的一记“重拳”——央行开始加息并配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一揽子”措施。此后媒体评价：“在热钱涌动、国际性金融危机到来之际，周小川果断出手，迅速改变了国内经济运行路径，将更加猛烈的通货膨胀扼杀在了摇篮里。”

　　2007年初，由于石油价格上涨致使全球性通货膨胀频发。周小川迅速打出“紧缩牌”，应对我国可能面临的通货膨胀风险。但他使出的调节力度和频率，出乎所有人意料：一年之内，央行史无前例地6次加息；从大年初八开始，周小川又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5个百分点。这些措施有效地遏制了通胀，并最后将通胀率控制在4.8%以内，而当年俄罗斯的通胀率为11%。

　　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袭来。在这年9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周小川依然带着优雅的微笑，先整理好自己的眼镜，然后突然宣布降息。此后3个月里又连续4次降息，并4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一连串的降息，迅速扩大了内需，配合政府4万亿的投资计划，我国GDP在一度下降到6.2%之后逐步回升到10%。当时，连美国记者都感叹：“在美元不断贬值的不良背景下，中国的银行政策制定者懂得何时加息、何时降息，以一种睿智的方式，化解了一场金融危机的灾难。”

　　用好“数量型工具”

　　周小川在抗通胀中最常用的两个武器是调整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它们被业内称为“数量型工具”，即银行系统用来控制货币供应数量的调控工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央行目前更习惯于采用数量型调控工具。

　　在运用“数量型工具”抑制通胀的问题上，周小川和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有些分歧。今年以来，央行分别于1月18日、2月25日和5月2日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旨在舒缓货币投放量和控制通胀。但一些学者撰文抨击央行的“数量型工具”没有起到控制通胀的目标，收效甚微。对于这种说法，10月9日正在参加IMF年会的周小川进行了反驳：“目前，还没有任何足够的证据表明，‘数量型工具’难以完成控制通胀的目标。”

　　在周小川的“三大武器”中，公开市场操作是最为灵活的一个。央行可以通过在公开市场发行债券或卖出票据来达到回笼资金的目的，从而控制通货膨胀。今年10月21日，也就是加息后的第二天，央行同时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当周共回笼资金610亿元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也一直是周小川在央行着力改革的关键一步。从进入央行第一天开始，周小川便全力推进银行业的整顿和改革。自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央行的员工们感觉，他们开的会越来越多了。开会的重点就是强调金融开放。在周小川推动下，这些会议决定了央行开始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进入，并开放了一些对外投资的新渠道。公开市场操作带来的是更公平、透明的环境，为吸收更多的流动性资金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抑制通胀。

　　私下里，周小川是不愿意提及“通胀”二字的。这位以抗击通胀出名的银行家，似乎对这个名词有几分忌讳。每当记者提问通胀问题，他总是笑着说：“我认为单独讨论通胀毫无意义……”但决策上他却是强势先行。一些外国记者评价说：“作为中国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免不了谨慎的特征，但他的实际行动并不弱。”

　　抗通胀赢得全球称赞

　　周小川在央行走过了近8年的风雨路程。这位说话轻柔、做事果敢的金融高官，在化解中国日益显现的通胀问题上，被业界冠以“周氏风格”。

　　2004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于抗击通胀的一系列成就，周小川被英国著名的《银行家》杂志授予2006年度“最佳亚洲央行行长”的殊荣。今年IMF年会期间，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重拳出击，意欲抑制通胀》的文章，高度赞扬周小川抑制国内通胀问题的一系列举措。

　　抗通胀不仅利于我国，对世界金融秩序的稳定也是一份贡献。因此，抗通胀的举措一般会赢得广泛的赞誉。但央行要做出一项抗通胀的决策也并非易事。

　　社科院经济学家马光远解读今年10月央行的加息措施时说，在欧美国家经济过冷，担心陷入通缩，而中国经济过热，担心恶性通胀的情况下，央行一度陷入两难：要治理通胀和房价泡沫、改变负利率则必须加息；而一旦加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更大。事实上，央行如果及早加息，就不会陷入目前两难的境地。正因为央行在政策选择的初期求全，失去了加息的最佳时机。“很显然，央行顶着种种压力宣布加息，其剑锋所指是极为明显的，那就是置热钱涌入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于不顾，将加息的利剑指向国内日益严峻的物价走势和资产价格泡沫，虽然无奈，但极为明智”。

　　北京大学教授霍德明也认为，短期内加息会对通胀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但也会加大国际热钱流入的引力。因为除中国外，其他国家都在减息，这样会加速人民币升值，给汇率问题又带来压力，“所以权衡好这个问题较难”。

　　也有专家认为，被视为央行抗通胀“猛药”的加息举措，这次才刚刚开始，尚未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在情理之中。如果通胀势头不减，不排除央行连续加息的可能性。

　　无论外媒如何评价、业内是否质疑，周小川依旧坚定地行进在他认为正确的道路上。金融界评论家对周小川有个形象的比喻，说他像老家宜兴产的闻名世界的紫砂茶壶，这种茶壶会随着时间的磨砺越加体现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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