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有用吗？”——美国政治学当前面临的学科危机

　　关于政治学到底是否“有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与实际世界政治的距离或鸿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学家们对于本学科的认识和态度决定的。

　　2010年9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美国政治学年会上，一个为媒体所关注的现象似乎比高深的回归分析、抽象的政治理论或复杂的理性模型，更能表现美国政治学研究与实际政治过程鸿沟进一步扩大这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反映或折射出美国政治学界面临的社会认同感下降的学科危机。《华盛顿邮报》记者克莱因（Ezra Klein）不无调侃地讲述了他的观察：虽然这个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人数多达500多名的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却没有一个莅临会场，也没有一个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要员拨冗光顾。这些削尖脑袋找各种机会抛头露面的“政治从业人员”，常常是想方设法挤进各类聚会。连一个在美国首都召开的商会，甚至某个议题的小会议上都少不了的政客们，却集体缺席了美国政治学家们最盛大的集会。也许有人会把这归结为政客们害怕知识分子对他们本人和他们政策的批判。但是这种解释无法说明同时发生的另一个现象：这些与会的学术权威们，也很少出现在与“美国政治学年会”同时或前后，在华盛顿举办的各式各样的与政府政策有关的、种类繁多的会议和沙龙。这个现象不仅反映了政治学与美国的实际政治过程巨大的隔阂，也印证了美国朝野对政治学的一个热门的非议：“政治学有用吗？”（Is Political Science Relevant？）实际上，有一个同时在华盛顿召开，但少有大腕政治学家现身的研讨会的主题正是“政治学有用吗？”（见“Poli Sci 101”，载《华盛顿邮报》2010年9月12日）。

　　政府政策过程对美国政治学界的疏离

　　反映政治学界与政界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美国联邦政府对于政治学者的任用。美国的每一任总统都要在联邦政府的各种咨询和执行机构中任命一些学者。威廉和玛丽学院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所的调查表明：与20世纪70年代很多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在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任职的情况不同，现代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很少有在政府任职的经历。以提出“软实力”概念而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09年撰文《学者们靠边站》（Scholars on the Sidelines），就奥巴马政府没有任命政治学者而只是任用经济学者和律师进行探讨。他指出，美国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都是由学有所成的经济学者所组成，门外汉极难置喙。而担任外交和国际事务的官员却不需要政治学的学术背景。他认为这不是政府的偏见，而是政治学界同仁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从政府相关政策咨询的角度来看，政治学者，包括公共政策研究学者在与政府关系中的尴尬地位也很明显。美国政府经常就美国和世界的经济问题向经济学家们讨教，就公共卫生问题向卫生专家咨询，虚心听取他们的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政府官员很少向知名政治学家打电话讨教。对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也相对的不太重视。即使在行政管理学和公共政策研究这些政治学的分支领域，情况也不乐观。1990年代美国副总统戈尔主导的政府行政改革，其庞大咨询和顾问班子中，基本上把主流行政管理学家排除在外，重视的是公共管理第一线从业人员、经理人、官员和新闻记者。1990年代的重大政府管理改革项目也与主流行政管理学者无涉。虽然经济学研究状况也很不令人满意，特别是近年来的金融风暴更是暴露出了一些权威性经济学研究的荒谬，但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敬畏经济学者的态度和给予的待遇，却是研究政治学和政策科学的学者所渴望的。

　　从对待学术研究成果的态度来看，政府和社会大众对政治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关注相当有限。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对学术期刊的重视程度方面。美国的政府政策制定者们很少读政治学的学术期刊。这种现象可能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政策制定者们的学术修养不够，看不懂学术的数据分析和术语，跟不上学术思辨的逻辑。或者是因为政治学的学术论著语言晦涩深奥的问题。实际上比政治科学论文更富于学术特性，更多数据分析的经济学学术期刊正是政府有关官员们时常浏览的。

　　社会民意对美国政治学误解的加深

　　美国社会对大学政治学家的知识性依赖也有逐渐减弱的趋势。在互联网和各种新闻媒体十分发达的今天，各种知识和观点只需要点击鼠标便能知晓。CNN、BBC、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和日本的NHK英语频道不仅电视上能看到，在电脑上也能实时转播。全球化使国家和地区间距离缩短、跨国跨地区旅行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很多人也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孤陋寡闻，或渴求政治学教授对政治迷津的指点。很多新闻从业人员、政治评论家、智库学者，非政治学背景的知识界人士，乃至网络写手，都常常比大学政治学教授更受人们的欢迎。事事仰仗大学教授的智慧的政府与社会已经成为过去。

　　政治学在美国政府和民间重要性的下降严重影响到了政治学的学科形象。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的各种与社会实际不相符合的特性也很快地为社会大众所认识、所诟病。在美国这个多元的民主社会，人们的主张常常是由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提出来的。2009年10月参议员科伯恩（Tom A. Coburn）在美国参议院提案要求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停止所有对政治学研究课题的资助。他认为政治学研究课题既非科学研究，又没有对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作出什么贡献。而那些受资助最多的美国国家选举研究实际上可以由美国的大众媒体进行。无论是媒体的民意调查质量还是新闻评论员的水平都不比这些政治学学者差，而且还不用纳税人掏腰包。根据2005年的数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拨出的研究基金高达37亿美元，用于政治学研究的仅为900万。全部削减下来可能也只够一两个化学或生物学实验室一年的经费。但是，根据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主席布若德（Molly C. Broad）2009年10月8日给参议院的信中的估计，这笔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金却占到了整个政治学研究经费的95%，几乎是政治学研究经费的全部政府财源。这一提案如果通过对政治学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不仅仅决定了政治学研究经费的多寡，还关系到政治学学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政治学专业在学生生涯规划中的分量，乃至政治学教授在大学中的处境等问题。

　　美国政治科学学会进行了大量的危机公关工作，动员学界和教育界的各种力量游说参议院，阻止这一提案的通过。在科伯恩参议员提出提案后的几天，一位美国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特罗姆获奖当然是实至名归，但是获奖的时机引得一些猜测。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开奖前提供的竞猜下注分析中，根本没有奥斯特罗姆的名字。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在前一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以及研究公共资源的政治经济学家、《苹果橘子经济学》（Freakonomics）一书的作者、芝加哥大学教授史蒂文·莱维特都承认自己并不清楚她的研究。奥斯特罗姆是继赫伯特·西蒙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政治学家，同时也是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得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赫伯特·西蒙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但长期师从挪威经济学家特里夫·哈维默与荷兰经济学家特亚林·科普曼斯这些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其学术成果很多也是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内容。而奥斯特罗姆的学士、硕士和政治学博士学位都是在以重视理性选择方法而闻名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政治学系获得的，其学术生涯也立足于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研究。她不仅属于地地道道的政治学研究的业内人士，更为重要的是她的几项研究项目都是在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下进行的。诺贝尔奖耀眼的光环、奥斯特罗姆作为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经济学获奖者中第一个女性的殊荣，成为政治学界及其参议院的同情者阻止科伯恩提案的一个关键性武器，帮助美国的政治学度过了这次劫难。

　　美国政治学的自我定位和学术体制使学术远离现实政治

　　关于政治学到底是否“有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与实际世界政治的距离或鸿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学家们对于本学科的认识和态度决定的。很多在政治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学者秉持西方知识分子理性思考、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文传统，并不认为政治学，甚至公共政策的学术研究，必须有实际政策效用。主张政治学从“学术性”研究的、高于现实的理论角度考察问题，运用抽象的“科学性”原理来探索政治现象的规律性。近几十年来，美国政治学对“科学化”的追求，突出表现在强调研究方法中统计学、博弈论和形式化建模（Formal Modeling）的成分。由于很多学术资源是由体制内的资深学者把持和掌控的。他们决定大学教职如何招聘、学者水平评估和终身教职的给予与否，以及学术成果的评估、学术课题的评审等等。他们的思想通过学术体制的奖惩机制体现了出来，在培养与社会现实漠不关心的政治学人才方面起到了某种关键性的作用。一个对学者成长影响最直接的制度设计就是学术论著发表的同行评议机制。由于强调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 如果不用统计分析和数学模型，学者的文章就很难在一些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主流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偏好，将使用历史方法、档案研究、文化研究的政治学学者边缘化。根据“要么发表文章，要么从学术界消亡”（publish or perish）这一大学研究体制的行规，这对于跟不上潮流的学者们的打击是沉重的。

　　从政治学本身的构成来看，在近几十年来政治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由于多元化的压力和“政治正确”的信念，美国的政治学鼓励各种不同的观点表达，哪怕这种不同之处非常的细微。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工细密、研究领域狭窄的研究类别（subgroup）。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内容五花八门。很多政治学教授的学术交流局限在一个极小的学术圈内，对其他政治学家的研究既看不懂，也缺乏深入了解的兴趣。美国的政治科学因而成为一门“断裂的学科”。虽然都是挂在同一个“政治学”的名号下，一些政治学的学者除了自己研究的那一狭窄的研究空间以外，对政治学的其他领域都不甚了解，遑论对整个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的把握。一个后果就是很多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满足政府政策和社会发展对政治学的要求。

　　政治学界的有识之士对这种情况也是忧心忡忡。2000年，一个匿名为“改革先生”（Mr. Perestroika）的政治学者发邮件给美国政治学会，要求改变美国政治学研究“把玩数学符号而漠视实质内涵”的现状， “恢复政治哲学在政治研究中固有的核心地位”。由此发端的美国政治学界的“改革运动”，影响方兴未艾。但由于这场运动缺乏方法论方面的逻辑分析和理性论证，没有能够像19世纪末的国家主义（Statism），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行为主义运动（Behavioralism）对美国政治学的发展的影响那样，改变美国政治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今天，虽然有包括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和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内的一些政治学大师们为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鸿沟的扩大而忧虑、而疾呼，但是，对现代美国的政治学这一庞大体系的方向性改革可能已经超出了他们个人的能力。一些有限的措施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学发展轨迹的迹象。美国政治学的建立和发展已历经百年。从大卫·伊斯顿1968年宣布美国政治学有学科认同危机到现在也有40多年了。然而，美国政治学对学科特性的探寻，对研究方法发展，以及对学术研究和现实政治关系的处理都还处于探索之中，其学科发展的前途上潜伏着巨大的危机没有能够得到消除。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