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师称“被精神病”668天 状告高校母亲(图)

社会2-1  昨日从法院出来，韩越华显得很轻松。专题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闫晓光

社会2-2  被强制住院前的邹宜均（资料图片）

社会2-3  被强制住院前的邹宜均（社会2-2）出院后削发为尼。（资料图片）

　　 大学女老师状告生母 称“被精神病”668天

　　44岁的韩越华还将精神病院和所在高校一并起诉，离奇纠纷昨日开庭

　　□专题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闫晓光

　　（署名除外）

　　44岁的广东商学院女老师韩越华，竟被母亲强送精神病院长达668天，其中有316天在广州市精神病院度过。而她认为，背后与母亲联手的是自己的母校和工作单位——广东商学院。事发后，她将自己的亲生母亲和广东商学院、广州市精神病院一起告上了法庭，认为两被告侵犯了她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应赔礼道歉并且提出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昨天上午，这起离奇蹊跷的纠纷在荔湾区法院开庭审理。

　　准备考研却被强送到精神病院

　　韩越华原是广东商学院会计学院的科研秘书，从1990年本科毕业后就一直留校工作，一直到2008年1月9日。就在2008年1月9日上午，韩越华第一次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

　　韩越华在日记上这样写道，“我正在家背英语范文，准备考研。有人敲门，叫韩越华、石林（韩越华丈夫）的名字，石林去开门，被拉出去，我起身去看出了什么事，只见三个不明身份的人不做任何说明便将我扭住，我说让我换好衣服，让我自己走，根本没人理会我，一个胖子抓着我的长发，两个年轻人扭着我的手臂，双手被捆绑着，仰面被拖下楼去。我一路叫着石林，我的眼镜，拖鞋也掉了。这过程我被野蛮对待，尊严扫地，我哭了。”后来，韩越华得知是自己的母亲从北京赶来，通知了精神病院将自己强行送院治疗。

　　“广州市精神病医院没有详细了解我的身体和社会精神生活，只是听信从未与我同住的我妈妈贾会君的陈述就作出了偏执型分裂症的诊断，并对我以捆绑手脚等方式强制治疗64天。我的病历上写道：乱语，称被人害2年余，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此后，她又先后两次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在医院总共度过了漫长的668天。

　　祸起与广商领导争著作权纠纷？

　　被母亲强送精神病院，广商为何卷入诉讼？

　　昨日法庭上，韩越华讲出事情原委。她称，母亲将她送精神病院的背后是她们夫妻二人与广商的矛盾。

　　据起诉书中称，2004年，韩越华和丈夫石林因作品《校徽辞》的著作权和署名权问题与时任校领导发生矛盾，《校徽辞》是石林所写，他们坚持韩越华为作者享有著作权，但可以允许校领导联署，却因此事引起学校不满。

　　2005年11月，石林与韩越华的同事发生打架纠纷，事件发生后，韩越华被行政警告处分，石林被行政拘留十日。两人对此处理决定不能接受，随后也进行了行政复议、诉讼以及向纪检委、司法机关的检举控告。

　　起诉书称，2005年底，她考取了中山大学高校老师在职硕士，笔试面试均通过，却受阻拦不能赴读。同时，她的母亲贾会君也不断威逼她与石林离婚。

　　“在恐惧中，我和石林离婚了，但是感情很好，仍共同生活在一起，期待过后再复婚。”

　　想与丈夫复婚再次被强制送院

　　在广州市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64天之后，2008年3月13日，她又被转至广州市精神病医院江村院区，又被继续强制治疗达252天。

　　“2008年3月17日，我母亲贾会君前往广州公证处办理了法定监护人公证书，成为了我的监护人，银行账户存款等个人专属物品也归母亲支配。2008年11月20日，在我作出不与前夫石林联系的承诺后，办了出院手续。”

　　2009年5月2日，韩越华偷偷地与石林见面了，决定6月8日（星期一）复婚。随后从保卫处借出集体户口卡，以备办理复婚登记手续。她说，在被母亲贾会君得知后，又一次将她强制送押入院治疗。

　　“2009年6月4日下午，我在家坐在电脑旁，我母亲开门进来，身后跟进一个粗壮的陌生男人，那个粗壮男人想扭我的手臂，我说我投诉你。结果我第二次被强制关进广州精神病医院江村分院15区禁锢。”

　　一个月后，2009年7月7日，韩越华与母亲乘火车抵河北邢台，一出站，就被等候在那里的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开车拉往保定，一直住到了今年5月21日，随后就住在了河北邢台妹妹家中。

　　母亲监护公证被撤夫妻终团圆

　　2010年7月31日，韩越华借了1600元乘飞机逃回广州与石林团聚，9月8日向广州公证处提出复查申请，广州公证处于2010年9月25日依法作出撤消决定，原将其母亲公证为监护人的公证书自始无效。

　　近日，两人如愿以偿地来到广州民政部门登记复婚。

　　“我曾多次问我母亲，为什么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这样做是害我，是谁跟你谈的，我母亲要么拒绝回答，要么说些胡搅蛮缠的事，要么说是拯救你。”

　　“杜绝医生权超越司法权只有立法”

　　《精神卫生法》迟迟未出台，精神病院收治乱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至于如何预防“家属陷害”的问题，有院方认为医院毕竟不是司法机关，无法对疑似病人或病人的监护人做道德判断，要从根本上杜绝这类现象，关键需要国家出台精神卫生法或地方性法律来予以杜绝。

　　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则认为，由医生来复诊确定是否强制入院仍有漏洞。因为，医生一般不会主动认错，此外医生也没有判断利益冲突谁是谁非，谁说真话、谁说假话的专业能力。他建议参考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办法，在精神病认定中成立复核委员会，复核的医生由委员会确定，以免因诊断不当或其他目的导致正常人被送进“疯人院”。

　　而今年出炉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中，律师黄雪涛认为，自主决定、自愿入院是精神卫生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当今世界普遍施行的精神病患者就诊和入院方式。然而在目前的收治行规中，以“患者或者近亲属或者监护人”同意的方式，把监护人或者近亲属的同意等同于本人的同意。

　　参与《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的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卫生法学研究所所长张赞宁也曾表示，目前精神病强制收治存在两种常态，即应该被收治的患者由于没有钱治疗被拒之门外，不该被收治的个人却被强制治疗。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面临来自精神病院和未收治患者的双重威胁。

　　“如果使医学标准取代法律标准，医生权随时可以超越司法权决定一个人有无行为能力，是非常危险的，掌握这套模糊的精神病医学标准的医生能够很容易否定公民的自主能力，将阻碍法律对公民权利提供的实体保障和程序保障。”黄雪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