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16年无头绪每年支出已近2000亿

　　坊间流传，在京城的许多交警手里，有一个车牌号码清单需要牢牢记住，也许不经意间，就会错拦下一辆高级官员的车。

　　同样在一个地方城市，重要人物的车牌号码也是当地交警们需要做的功课。显然，在中国人眼里，公务车可以作为一种公权力的象征

　　公务车开支有增无减

　　“公车私用”一直是公共行政治理的一大顽疾。公车需要改革，早已是达成社会共识、毋须细说的问题。可面对从公共财政中源源流出的公车消费支出，尽管治理手段花样百出，可公车治理之难，16年来仍旧寸步难行，结果却是愈演愈烈。

　　如果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16个年头。然而现实是，迄今为止，这项改革仍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头绪。

　　近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约20%，约是GDP增速的两倍。这就大大增强了公车的消费能力。尤其是一些原先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在地价高涨的今天，土地收入的增长确保了公车消费能力的增长。

　　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中国的公车问题非常具有中国特色，购买时超编超标配置，使用时公车私用，维修保养费用更是高得离奇，无论是从购买、使用还是事后的维修，公车都在吞噬着公众的利益，因此，民众期待改革公车的声音一浪高于一浪。

　　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民生活还远不富裕、人均GDP排在世界百名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官员的公车消费水平却居世界前列，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发达国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特权泛滥。

　　我国1988年10月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中央国家机关汽车配备标准的规定》，对公务员配车标准规定为：正部级干部配专车，副部级干部不配专车但保证工作用车。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明确界定：“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应当说，这些规定与许多国家公务用车的规定大体上是相当的。

　　但直面现实，这些规定早已名存实亡。现在许多地方就连科级干部都早已配有专车，其实质就是享受特权。

　　体制不改难有突破

　　近年来公车采购的反弹，无疑宣布了历次公车改革的失败。为什么每一次改革反而激起更大的反弹呢？这实际上涉及到政府深层改革问题。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总结，在近些年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倾向，凡是涉及削特权的，都进展得非常缓慢。

　　从已有的公车制度改革模式屡屡招怨来看，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去触碰特权。从上世纪末开始，部分中央国家机关以及不少地方就开始了公车制度改革，但却一直被公众所诟病，社会认同度很低。其中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许多“车改”模式，不仅没有着力去“改”掉公车使用中的特权，相反，是在“车改”中用制度和政策的形式将公车使用中的特权合法化，其弊端集中体现在“车贴”的发放上。

　　在安邦分析人员的分析报告中，研究人员却认为，公务车使用人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天然反对公车改革。在财政资金的使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公车使用改革的“雷”会不断地打下去，局部也会下些“阵雨”，但如果体制不改，公车改革不可能奢望有实质性的突破。

　　（据《中华工商时报》）